【会议简讯】“WTO成立三十周年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研讨会顺利举办

　　2024年12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主办，《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国际贸易研究室承办的“WTO成立三十周年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研讨会顺利举办。会议邀请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WTO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和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邹治波副所长致辞，并分别由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苏庆义研究员、《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副主任崔晓敏副研究员主持。

　　邹治波副所长首先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他指出，WTO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这既体现在大国间的激烈角逐，也反映在全球格局的快速演变上。在回顾WTO成立三十周年的发展历程时，必须将技术层面的显著进步与战略层面的深层次变革相结合，以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来理解WTO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定位，并从人类历史的宏大视角出发，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潜在的深远影响。中国所推行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不仅是中国未来发展蓝图的关键一环，也会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产生深刻影响。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应勇于承担大国责任，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老师的发言主要围绕WTO面临的困难及改革前景展开。他指出，当前阻碍WTO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包括：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盛行，多边规则面临严重挑战；贸易失衡和摩擦不断升级，争端解决机制近乎停滞状态；贸易通报和审议机制形同虚设，违规行为难以及时得到纠正；诸边协议中的新规范层出不穷，多边规则体系的权威性受到损害。未来WTO的改革，可分为两个阶段推进：第一步，解决WTO自身的功能性问题，即明确WTO现有的核心职能是否需要调整和优化；第二步，着手对现有规则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革。中国应当深入研究并积极参与WTO改革的相关工作，确保其与国内改革进程相辅相成。唯有通过改革，方能进一步激发国内经济活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佟家栋教授发言的主题是WTO成员国利益对比变化与改革取向的包容性探讨。自WTO成立以来，已历经三十载春秋，其间浮现了三大核心问题：一是地缘政治经济问题，这关乎国家间的权力均衡与利益博弈；二是数字革命所引发的无限机遇与严峻挑战；三是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的紧迫议题。WTO改革的关键，在于能否成功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以推动各国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WTO的包容性改革，则是驱动全球贸易健康发展的核心力量：认可并尊重WTO所有成员的正当利益诉求；防止WTO沦为某些国家压制他国的工具或平台；尊重发达国家的合理要求；合理界定政府干预的边界，认可并支持各国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的实施，同时积极倡导公平竞争原则。中国需不断强化开放型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当前的核心要务是专注于自身的发展，同时积极承担并履行在WTO改革中的责任与义务。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主席、北京大学法学院赵宏教授介绍了WTO三十年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分析了国际贸易秩序调整和中国的应对之策。WTO拥有广泛且统一的法律框架，这一框架实际上融合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权力，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法治的发展。WTO不仅是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更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体现了各国通过协商解决争端、共同制定规则的多边主义精神。此外，WTO在提升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间的差距以及减贫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优势植根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并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和深厚的人文情怀。从开放路径来看，中国既保留了传统多边主义的精髓，又积极探索新多边主义的可能性，同时不断加强区域和双边合作。在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道路上，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已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典范。展望未来，中国应总结经验，以更加全面、多元、深层次的视角来处理国际关系、深化对外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泓研究员主要讨论了如何看待WTO困境和中国的对外开放。WTO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然而，全球化本身及其与WTO的相互作用，也引发了一系列挑战。WTO的制度设计并非尽善尽美，难以确保所有成员均能达到发达国家的自由化标准。无论未来局势如何演变，WTO作为多边自由化的核心平台，其地位都应得到肯定和保留。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WTO的存在为全球贸易、规则及秩序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必须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分化、瓦解WTO的风险，也绝不能让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华遏华的工具，最终导致整个体系的瓦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可以精炼地概括为“WTO+”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WTO框架内积极协调各方，还应主动参与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自由贸易协定安排，与发达国家开展一对一的对等开放谈判，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并借鉴和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王跃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以‘再次入世’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WTO改革的近期成效难以准确预见，因此其难以成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依托，也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就目前形势而言，积极加入以CPTPP为代表的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已成为推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着力点。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潜力；同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开放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此背景下，关键在于精准理解和把握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应充分利用与发达经济体签订高标准经贸协定的契机，严格按照协定要求推进国内的制度改革与调整。唯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完善市场体制、企业制度、金融体系、政府规制以及竞争制度，以达到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的要求，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进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崔凡教授从自由贸易史入手，着重分析了本轮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存在的问题以及高标准经贸规则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容性。自由贸易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846-1932年，由英国引领的阶段；以及1934年之后，由美国主导的阶段。1932年英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后不久，美国的《1934年对等贸易条约法》标志着美国从长期的贸易保护政策向自由贸易政策转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国家间收入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有所提升，这无疑是一个积极且鼓舞人心的动向。但本轮全球化浪潮亦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普遍扩大、金融危机风险高、环境气候问题突出。从对全球化历史的深入剖析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尽管当今时代与1934年的背景已大相径庭，但美国当年采取的以开放破围堵的措施，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多边制度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必须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对货币霸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保持高度警惕。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是相容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也是一致的。面向未来，中国应致力于通过制度型开放与深层次改革的积极探索，来对接并适应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在此过程中，明确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界限至关重要，这将为中国实现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双向对接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与谈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研究员认为，如何适应新兴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型、确保各方利益的均衡分配以及推动贸易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无疑是未来WTO改革的核心议题所在。WTO所构建的全球性、可预测、以规则为基础的对外贸易体系，其根本性质不会发生改变，但规则的具体内容、形成模式及制定过程势必经历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构建一个对标CPTPP的完整规则体系，并营造稳定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显得尤为重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深刻展现了自下而上、紧密围绕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所激发的自主创新活力。这些举措中的每一项规则设定，都已超越了单纯的法律框架，而与新兴生产力的多元化发展实践深度融合，成功实现了制度标准的对接与创新实践的飞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高凌云研究员总结了六位参会嘉宾的主题发言，并分享了两点看法。他指出，一方面，当置身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浪潮中，审视WTO改革时，思路或许需要有所调整。未来WTO的内涵与以往或将大相径庭，这意味着在推进WTO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当前的新形势、新条件，重新考量与评估相关问题。此外，美国新一届政府对WTO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塑造WTO至少在未来四年的发展方向与轨迹。另一方面，在讨论WTO改革时，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自身能从WTO中获取多少利益，或者过去曾经获得了多少利益，而应着眼于WTO如何能够为所有成员带来互利共赢的局面，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WTO的价值与意义，并共同推动WTO在新时代的改革与发展。

　　在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认为，中国在国际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在某个特定时间节点上突然实现的身份转变。相反，这是一个长期参与国际事务、在合适的时机下逐步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与其他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通过持续互动与合作，逐渐积累和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供稿：《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邱静。根据会议内容形成的完整文章即将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