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研讨会顺利举办
2024年10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办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研讨会顺利举办。会议邀请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金公司、中国银行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奇渊副所长主持、邹治波副所长致辞。
邹治波副所长首先对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正处在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的爬坡关键期；从中观角度看，中国正处在技术转型和能源转型的关键期；从微观角度，当前，面临美国打压遏制、新冠疫情等外部冲击，消费低迷等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此外，从国际大环境看，经济政治化对原有的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底层逻辑产生深远影响。讨论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还应兼顾国际政治维度，即分析大国博弈、地缘冲突的重大影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从观察近年内外失衡特点入手，分析我国经济需以宏观再平衡为主轴推进调整与转型。最近决策部门针对增长动能偏弱追加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取得初步成效，然而这也提出一个问题：无论需求不足或逆周期刺激都已是延续多年现象，为何早先多轮刺激未能实质性扭转改变多年经济偏弱走势？卢锋认为关键在于近年形势与早先几次需求不足比较存在若干特点，使得短期刺激政策效果受限。如近年外需对增长贡献率较高，内需不足与顺差扩张形成内外失衡格局。需求不足与供给侧活跃强劲表现并存，使得需求不足框定在“供强需弱”的特殊格局中。房地产深度调整与长期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问题加剧，构成本轮需求不足重要成因。另外本轮需求偏弱持续时间，已显著超过早先时期。针对新一轮不一样的需求不足，需持续实施货币金融支持性措施，尤其要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使其对舒缓楼市冲击与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上发挥关键作用；还要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体制性改革，完善对外经贸政策并创新多边治理能力；由此推进必要的宏观再平衡并为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院长彭文生的发言围绕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展开，即从房地产的规模不经济到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规模新经济。需求不足的源头一般来自收入分配和货币经济。从公共政策入手，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改革和逆周期调控的结构性改革是一体的。金融周期下行调整虽有助于改善供给，但同时抑制需求。绿色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其提升供给的机制在于：一是从规模不经济到规模新经济，二是从垄断到竞争。绿色转型的公共政策存在两条路径：中国供给侧路径和欧盟需求侧路径。数字经济可放大绿色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但同时带来保护主义压力。应对以上挑战，关键是提振需求，并重视货币投放渠道。财政促进消费可作为有效着力点，财政支出方面增加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保障、生育支出等，财政收入方面建议降低社保缴费负担和增值税等流转税税负。关于财政缺口的弥补，短期内发行国债，增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长期可调整增加财产相关税收。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发言的主题是全球跨境资本投资的发展及演变规律。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近几年呈现大幅萎缩，但外国直接投资（FDI）与跨境资本流动的比例却逆势上升，这一方面表明FDI显示出较强韧性，另一方面也表明FDI正受到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影响。FDI是反映各国经济合作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其近期变化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全球FDI总量大幅萎缩，美国仍为全球第一大输出国；二是美国产业回流政策力度不断加大，FDI流入增量显著；三是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成为FDI流入的重要行业，其中，越南、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呈现典型的产业转移承接特征，而印度尼西亚、巴西的承接特点并不明显。FDI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且正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基本力量。中国既是全球FDI的重要流入地，也是OFDI的重要输出地。地缘政治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正在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在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上，需结合各国自身的发展、对外合作安全、长期产业结构等综合考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以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为题分享了观察。他强调人口因素是分析的重要背景。当前的总需求不足问题是伴随2012年前后劳动人口占比达峰叠加外部环境变化而出现的。投资、消费的表现都与房地产的调整有关。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到峰值，违背人口下行态势而大力发展房地产，相当于人为增加了房地产的供给。以日本1990年危机、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为例，两国的危机背景存在人口因素差异：日本有人口下降的劣势，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则有人口优势。两国危机的持续时长不同，还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应对相关：常规利率政策的调整力度相当，但推出速度大相径庭，量化宽松的时机不同。中国的人口态势跟日本相仿，建议中央购买国债以投放基础货币。财政资金的流向至关重要，财政支出用于不同领域的乘数效应有显著差异。加快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推进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未来可期。
徐奇渊副所长对四位嘉宾的发言逐一点评，并补充了相关的现实观察和数据支撑。一是疫情后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明显强于历史趋势线，相反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在过去三四年没有增长，其作为就业发动机的功能被削弱了。这可能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供给侧变化相关。比如，“新三样”出现在制造业供给端，而服务业的供给端受到疫情和其他冲击等影响。二是美国的产业政策显性化，吸引产业回流的政策相当成功，制造业回流趋势较为明显。三是绕道投资、利差倒挂、汇率贬值等对全球的FDI格局造成了暂时影响。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中国的FDI下滑可能并没有数据显示得这么多，但中国的OFDI体量较大且不容忽视。四是当前中国跟过去日本面临的环境不同、压力也不同。在当时的全球化背景下，日本的产业链外迁恰好有超级承接者中国，且中国拥抱外资、欢迎转移。当前，中国面临的超级潜在承接者是印度，但印度的立场是全面打压中国企业。
在评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肖立晟研究员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周期有望持续，预测2025年美国经济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给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利好的外部环境。除美国外，欧洲、东盟和日本的数据都显示全球经济周期的下行态势。9月份中国出台的“一揽子”政策非常及时，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更好地托底国内经济。必要时建议可以突破部分政策制度的边界，扩大政策范围，更有效地引导市场预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王碧珺研究员就股市刺激的动因、经济和安全关系的考量、结构性改革、“海外中国”建设等问题，补充了需要讨论的议题。此外，从外资角度，印证地缘政治对国际投资布局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地缘政治引致的碎片化的破坏程度仍好于冷战时期，原因在于没有明确选边站的中间国家发挥着连接器的作用，维持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应重视“海外中国”的建立，即未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关于FDI中制造业投资的趋势，依据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的数据，会得出不同判断。
此外，在自由讨论中，与会者认为刺激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快速提振信心。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态势下，应优先贸易而非投资。印度难以扮演中国产业转移的超级承接者角色，其他国家也很难全部承接中国产能。结构性改革是很重要的切入点，一方面降低财政投入风险，另一方面提高财政支出使用效率。
会场合影
（根据会议内容形成的完整文章即将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24年第6期）
《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崔秀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