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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命运转折与国际格局展望”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1年9月16日
2021-09-26 21:14:00

  “阿富汗命运转折与国际格局展望”学术研讨会召开

  2021年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联合组织召开了“阿富汗命运转折与国际格局展望”研讨会。来自宁夏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阿富汗变局以及国际格局发展趋势展开了深入研讨。

  下午2点会议正式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邹治波研究员代表会议主办方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阿富汗问题既是地区热点,也是目前世界上最热的议题,复杂并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他认为,阿富汗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对地缘政治安全和大国竞争会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都十分重要,也直接关系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和进行战略性分析。他表示,正确认识和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反恐事业,维护世界安全和秩序,而且能够有效减缓美国的战略压力,有利于谋取新的战略机遇期,从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

  第一位发言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院长李绍先研究员。他认为,外界需要正确认识塔利班,塔利班就是在阿富汗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力量,目前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它;中国是阿富汗唯一一个与之没有任何历史瓜葛的周边国家;重新掌政的塔利班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并表现出一定的不容许阿富汗成为危害任何第三方利益地方的诚意,因此对塔利班应当有一定的重新认识,不应该被任何一方带节奏。他指出,塔利班与恐怖势力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难以被完全切割,这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但同时塔利班组建的政府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不会受任何大国的控制和影响。如果阿富汗能够趋于稳定,与中国进行良性互动,那么中国的西线会比较安全。他还认为,中国需要在不让阿富汗变成自己包袱的前提下适度介入,例如,进行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力推动国际社会救助阿富汗,帮助稳定阿富汗局势;与多方沟通,努力寻求共同认识,并形成共同的利益基础;随着形势趋于稳定,在经济上与阿富汗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农业和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加强合作。

  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滕建群研究员。他指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拜登政府从陆上围堵中国和俄罗斯的陆上支点已经完全丧失,产生的影响深远和重大。他认为,美国撤军其实是2017年美国提出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次实际性运作:第一步,从相关地区撤军;第二步,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盟国关系;第三步,稳固与俄罗斯的关系;第四步,集中精力与中国展开全面的战略竞争。他还指出,观察阿富汗变局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美国撤军之后两个大国可能展开海洋战略竞争。美国是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大国,视海洋为其称霸的重要地带,近年来正集中精力试图在西太平洋地区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同时,中国的海洋意识自2012年起就开始上升。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两国可能在海上迎头相遇,中美海洋博弈未来将决定两国战略竞争的最后结果。

  第三位发言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研究员。他认为,美国撤军对中东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地区的安全结构建立在中东主要国家与美国形成的双边安全结构之上,中东绝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取决于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认为中东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美国不再需要对此区域进行大量投入。如果美国在中东进行实质性撤军,那么未来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他提到,能源转型会对中东地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除以色列之外,中东所有国家都在进行经济革命,也给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还指出,中东是目前全球各地区中唯一一个整体上正在偏离美国轨道的区域,迫切向中国靠近。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考虑这个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程度,特别是从战略上明确中东对于中国的全球战略格局到底具有何种重要性。目前的局势对中国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

  第四位发言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研究员。他提出,作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盟友,欧洲对阿富汗变局的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比较情绪化的反应,认为被美国“背叛”,而且美国的糟糕表现“让整个西方蒙羞”;第二个阶段是反思,主要方向包括思考欧洲与美国在阿富汗以及对外干涉中的目标差异和利益分歧,反思阿富汗变局是否意味着“西方民主的退潮”,以及以军事手段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合理性;第三个阶段是担忧阿富汗变局可能在难民、地区动荡以及饥荒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等方面对欧洲产生冲击。他谈道,阿富汗变局后,欧洲对美国能否实行“多边主义”的方式和“回归盟友体系”的意愿再次产生质疑,并对美国进行战略调整和转向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欧洲认为,无论是出于战略收缩还是本身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已难以顾及欧洲的诉求,因此欧洲需要继续加强战略自主建设,成为不同于中美的“第三种力量”。他还指出,鉴于欧洲对阿富汗及其所属的“大中东”区域有强烈的安全关切,应当以一种建设和开放的态度去看待阿富汗未来的发展,可以促使包括欧洲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在阿富汗战后重建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五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凤副研究员。她指出,为了重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进行了队伍的自我约束和整顿,已经成为阿富汗国内唯一能够掌握政权的力量。为了从长期非法的反对派势力转变为合法公开的执政力量,塔利班必须重新审视和调整许多行为。然而,塔利班目前的意识形态与90年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一脉相承,它要求严格解读伊斯兰教法,当前建立的政权也体现了浓厚的神权特色。她认为,塔利班是否能与恐怖主义完全切割需要视情况而定,因为塔利班与各类恐怖组织的关系存在差异。她还指出,塔利班现在处于十字路口,如果国际社会能够积极地施加正面影响,可能会促进它向国际社会能接受的方向转化,但需要意识到确实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六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赵明昊研究员。他谈道,美国过去二十年未能对阿富汗实现国家重建的原因在于:虚幻的军事胜利让美国过早扩大了战线;反恐主要借助了阿富汗军阀的力量,而军阀势力实际上是安全消极因素;用于经济重建的投入严重缺乏,农村地区被忽视,阿富汗民众未能得到实惠。他认为,阿富汗政治变局对拜登政府形成短期冲击:美国国内的追责压力突出;“超视距”反恐策略能否发挥作用面临较大的挑战;如何处理阿富汗人道主义危机等挑战日益增大。美国结束阿富汗战争意味着其在冷战后实施的自由主义霸权大战略的失败,对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所谓“民主改造”沦为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幻想”。他还指出,中国在阿富汗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实现“介入而不陷入”,需设法保障中国在阿富汗的人员安全和经济利益,防范暴恐势力对“一带一路”带来冲击;中国还要妥善应对阿富汗变局引发的新一轮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博弈。

  第七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赵海主任。他表示,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讨论存在乐观与悲观两种情绪,这显示出阿富汗的未来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未来阿富汗局势发展很难准确把握和预测。因此,关于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态度与对策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目前中国的国家政策是“介入但不陷入”,是符合阿富汗现实状况的。有人认为阿富汗撤军是美国故意甩给中国的包袱,中国应当躲避,但事实是中国现在无可回避,需要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既然中国明确要介入,那么需要思考如何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有限介入而避免陷入。他还谈道,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与美国在陆权和海权上的矛盾会更加突出,中国依托阿富汗问题建立的国际协调机制具有陆权力量组合的性质,可以成为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

  第八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肖河副主任。他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世界而言是否是好事,以及对中国是否是好事,都有待持续观察。“喀布尔时刻”与“西贡时刻”被放在一起解读,但是需要思考“西贡时刻”之后的世界状况是否意味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他指出,根据美国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未来的图景之一是“民主国家复兴”,另一种图景是中国占有世界领导地位,但是还有一种最差的状况—“破碎的全球化”,即美国衰落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填补美国的空缺。他强调,“喀布尔时刻”之后的事态发展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仔细观察和积极应对,从而维护世界安全和秩序。

  第九位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张元助理研究员。她认为,中东和南亚两个地缘政治板块联动性的趋势在加强,阿富汗可能是牵动这个板块联动的关键区域;美国可能不是在亚太和中东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其进行重组整合。她建议,应当将针对阿富汗的政策上升到地缘政治板块联动的高度,纳入中美博弈的整体框架中,可以通过经济链条和安全合作使阿富汗及其周边区域形成利益共同体。她指出,受普什图社群文化影响,阿富汗塔利班的内部组织管理和国家治理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且实用主义的特点可能被美国关注并加以利用;阿富汗塔利班需要建立包容性政府,即政府构成能够体现民族包容性和政治派别包容性。她还谈道,国际政治研究需要注重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交叉互动,还应当加强针对小国和少数族群世界观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正清研究员主持了圆桌讨论,邀请各位专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会议其他部分分别由《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王碧珺和编辑邱静主持。王碧珺主任最后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会,并表示相关会议内容会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6期。

        (《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邱静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