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世界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文明互鉴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彭成义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显题，并在不同学科都有探索和推进。为了对此核心议题和任务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把握，有必要将其纳入文明互鉴的视域进行考察，并首先应该对研究视域、角度与方法展开辨析并保持自觉。

　　学术界同行对研究方法的自觉并不陌生，因为多数研究型论文都要求有研究方法的说明。然而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可供各个学科前沿研究选择使用的方法其实都已经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对研究角度的自觉则相对少一些。所谓“角度”，就是指观察事物的出发点，也可以简称为“观点”，我们如果有角度或观点的自觉，就更容易对别人所看到的内容或得出的结论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对研究视域的自觉较之前两种自觉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指的是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后借以指观察或认识达到的领域，与视野等同。“视域”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境界”有一定的重叠，虽然后者已经远远超出视听等感官层次而进一步上升到心和意的层面，多指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达到的高度和范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诠释学领军人物伽达默尔提出“视域的融合”的进步与不足。一方面，谈“视域的融合”的时候已经预设了视域的自觉；另一方面，如果换成“境界的融合”就不难理解这种理想何以是空中楼阁。

　　一、学术碎片化问题及文明互鉴视域的出场

　　学术研究的碎片化趋势在各个学科都日益明显，并对学术界和知识生产的多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其突出表现在各个学科分支越来越细，研究问题越来越琐碎，话语体系越来越与普通民众日常话语脱节。这种趋势虽然带来对某些领域的深入探究，但也造成学术文献的海量增加，进而导致创新空间萎缩，研究成果与现实问题渐行渐远，从而使其应用价值降低，同时也造成不同学科之间甚至一门学科内部的对话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合作、提升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等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现实的阻力和困难都很大。

　　学术研究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是加强跨学科研究。这种思路旨在把前沿的研究成果进行集成，从而进行横向的连接，最终将散乱的突破和创新点连成线、面甚至立体图景。第二个则是对学科进行追本溯源。如果说现在主流的碎片化学术研究都是在求新求异，从而走向细枝末节，那么这种追本溯源则旨在求同存异，以便走向更大的视域。可以说西方引领的“今学”明显属于“末学”，并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差异的地方，而恰如荀子在其《解蔽篇》中深刻地揭露道：“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总之，应对学术碎片化的问题，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要么加大跨学科研究的力度，要么返本归宗，才能不断扩大“视域”，提升“境界”。

　　文明互鉴视域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并正当其时。第一，全球化推进到今天，文明互鉴不仅成为全球学术界的显题，而且日益变得关键和紧迫。30多年前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甚至争论。有学者指出亨氏提供的“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几乎精准地绘制出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学者展开了海量的旨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讨论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也在诸多场合为争取落实“全球文明倡议”进行呼吁和努力。可以说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进入世界舞台中央当仁不让的责任与使命。

　　第二，文明作为研究单元在范围上也是恰当的。这种恰当性在时空两个维度都有体现。在空间上，文明介于天下与国家之间。所以一方面它不至于像一些人类学家或者全球通史学者那样将人类及其历史笼统地去加以谈论，另一方面也不会降到主权国家层面，因为后者对于理解当今全球化后的世界日益显得捉襟见肘。这事实上也是近代一些有大视野的思想家，如黑格尔、汤因比、斯宾格勒等采取的视角。在时间上，当我们试图从文明的视域去理解和把握当下时，常常将时间起点追溯到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也避免了一些持巨历史观（Megahistory）的学者将历史追溯到地球起源那般遥远，从而让人类历史显得微不足道，进而丧失对当前现实的启发意义。事实上，早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专门肯定了雅氏“轴心时代”的观念，同意其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间几大文明产生了诸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

　　二、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到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探索，是过去20多年来中国国关学界在应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中心论”背景下做出的系列独立理论构建努力。传统上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以西方学者提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理论都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为基础，无法全面解释和涵盖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模式。而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并尝试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外交经验出发，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目前，比较突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有关系理论、天下体系和共生理论等。“天下体系”是中国学派中极具标识性的理论之一，由赵汀阳率先提出。他提出一种以“天下”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主张通过包容性和非对抗的方式建立一个以全人类福祉为目标的世界秩序。“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秦亚青，他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性与互依性，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历史和文化互动不断生成和演化的。上海学派的“共生理论”则主张国际社会应通过合作与共存来实现多元共生，反对单一霸权或对抗式的国际秩序。可以看出，这些中国学派的探索都汲取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尚通重悟的认知观和同体大悲的价值观。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是近年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大命题。随后，学术界对此展开了诸多讨论，并催生了大量成果。在此之前，使用得更多的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表述。比如在2015年12月11日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研究上多下功夫，多搞‘集成’和‘总装’，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贡献”。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宽广视野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并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发。

　　与此相应，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命题进行了热议，并展开了相关的探讨，“中国学派”的提法就是一例。除了上述回顾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中国学派的探索外，其他各个学科都有类似的努力。因为中国自古有以文立国的传统，而且中华文明也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著称于世，所以在所有学科中，文学领域的文论方向在相关探索中走在前列并不令人意外。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方向便已有学者开始讨论“中国学派”的议题。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加入相关讨论并率先提出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失语症”观念和主张。这些来自学术界的呼声持续到今天，发展成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诉求，并进入了最高领导层的话语体系。

　　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正解和曲解

　　所谓“自主”，指的是自己作主，不受他人支配，所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中国自主建立的知识体系。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自主”，一个是“知识体系”。前者比“中国特色”更进一步，强调摆脱对外部知识体系的依赖，更注重中国在知识领域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后者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追求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系统化知识结构，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逻辑性、系统性和创新性。

　　一种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典型的曲解是主张针对外来知识体系“另起炉灶”打造一套平行“知识体系”。目前，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哲学社会科学，也即带有意识形态性的领域。这也是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前以“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大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并行不悖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摒弃外来的知识体系“另起炉灶”，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观照下将其“消化”来为我所用，所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问题，而是能否基于中国实践，对其转化、吸收、为我所用的问题。

　　所以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也就是说，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立性并非封闭排外的，而是在吸收全球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知识的本土化与创新性。总的来说，强大的自信会使我们在面对西方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时，不陷入“妄自菲薄，引喻失义”的境地。

　　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景

　　首先，当今中国正在见证文化与文明自觉的蓬勃发展。2022年5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与之相应，国内思想界对何为中国、中华文明、中国性的讨论也呈蔚为壮观之势，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明显增强。这或许正应了20世纪末费孝通先生预见并呼吁的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佐证了中国古圣人老子的观复智慧：“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第十六章》）另一出土文献《黄帝四经》也言：“故唯执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密察于万物之所终始。”（《黄帝四经·经法》）在古代先民的循环往复观视野下，万事万物都必然回到它的根本，也只有秉持这种“观复”的慧眼，才能把握万事万物的终始。结合我们当前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民族精神塑造的个体，必须回到源头去认清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何方，否则只可能是“妄作凶”。回归本源是文化自觉的基础，只有认清自身的文化传统，才能树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其次，文化与文明自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诚如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所指出，“尽管个体能够区分出自己与其他人的区别，但却不能把自己从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区分出来。只有那些知道这种民族精神并且根据这种民族精神来行动的人，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有智谋的。他们是民族的伟人，他们把整个民族领向普遍精神的要求处”。作为精神性和物质性存在的统一体，人有潜力克服其物质的直接性而通过精神的反思实现其自由，从而走向更加完美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正是人的这种反思将其与动物区分开来，而且这种“自知之明”还不是停留在信仰层面，因为“信仰不会去发展其内容，不会去探讨其内容的必然性，这些只能是‘认识’的工作。由于‘精神’流动不息，这个事实保证了哲学的时代一定会来临。思想、概念作为精神的最高阶段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权利”。黑格尔这里所言的“认识”的工作与我们考察的构建知识体系密切相关，也即韦伯曾预言的“理性的牢笼”笼罩世界的时代。这不仅是我们所处具体时空的时代精神所在，也是人类历史必需的最后阶段。

　　最后，对知识进行集大成并升华为智慧正是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所在。这也正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和初心。在文明比较的视域下，中西文明最本质的差异一言以蔽之就是“通”与“绝”的差异。按照《说文解字》，“通，达也”，“绝，断丝也”。古人造字非常形象生动，这也很容易让人想起“道通为一”“不绝如缕”等核心观念和意象。这种“通”与“绝”的差异，借用庄子的表述，就是“大一通之”与“大阴解之”的差别（《庄子·徐无鬼篇》）。“大一通之”既有时间的面向也有空间的维度，正好对应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两个基本面向。

　　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大一通之”不仅体现在“生生不息”的生命连续观，也体现在“万物一体”的空间整体观，这其实和“大一统”的本义和延伸义也是一样的。“大一统”本义是指“尊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后逐渐引申为“空间上的大规模统一”之意。这样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中华文明为何会以意象思维、气论和天人合一等著称，以及在实践中特别重视“家”的观念和“修齐治平”的相通逻辑。其中“家”本身就是继往开来最为重要的一个节点，也才促成了当今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而西方“大阴解之”的本质则导致了西方主流认知所擅长的对万物相对独立性展开的“分而析之”的“解剖”传统，其本质上正如尼采等清醒的哲学家所批判的那样是“害生”的。联系到当下考察的议题，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碎片化”学科知识的价值，对其积极消化汲取，另一方面要实现对其的超越并集大成，从而实现“破镜重圆”“转识成智”的使命。

　　总之，我们只有从中华文明自觉以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高度来审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才能认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向和目标，才能看清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现实解释力和理论创新困境，并把握当前中国学派的方位和贡献。认清自己，找回自信，或许这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与命运所在，也恰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极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