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年10月1日
张卓元研究员的主要学术贡献
程锦锥
张卓元，“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倡导者、阐释者和推动者之一，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领域包括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等。
一、价值、生产价格与价格改革研究
张卓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深入展开对价格问题的研究。1983—1993年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集中研究价格改革，主张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转向市场价格体制。
（一）坚持价值规律，展开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恩格斯早年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张卓元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62年11月26日），论证了恩格斯该命题的正确性。文中指出，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亦即效用，不仅是该商品价值能否实现的制约因素，而且是该商品价值形成的制约因素。这就意味着，劳动投入必须是对社会有用的，才能是社会必要的。张卓元指出，供求关系制约价值的形成和决定，而不只是制约价值的实现。张卓元对恩格斯价值命题的研究，是将整个讨论回归到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意味着要科学合理地配置社会劳动，提高劳动效率，实现在既定劳动耗费下生产出最多最好的使用价值。
20世纪60年代，张卓元是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卓元和何建章联名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范畴的客观必然性。文章认为，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生产价格论与资金利润率、利润等概念形成的逻辑体系，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无视资金运用效果的计划经济体制。
张卓元对生产价格论的研究，实质是强调价值规律在经济中的作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贬低了价格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价格成为单纯的经济核算工具，难以起到调节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作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各种产品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劳动消耗的变动，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动。张卓元的学术观点揭示了当时的价格体制和价格政策存在的问题，包括扭曲的价格体系导致企业经济活动的扭曲，致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低下。张卓元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学术观点，对帮助人们从传统的理论观念禁锢中逐步解脱出来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二）坚持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研究
改革开放后，张卓元认识到，生产价格真正成为现实的客观经济过程，需要竞争机制，让价格回到市场交换中形成，这在计划价格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扬弃了生产价格论，致力于研究中国价格改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行政定价体制，转向市场价格体制，才能理顺价格关系。
张卓元强调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中国经济改革两条主线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认为价格改革是低层次改革，所有制改革、企业改革才是深层次改革。张卓元和边勇壮发表的《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成本与价格资料》1987年第1期），系统反驳了价格改革的“低层次”说，指出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价格改革的难点是改革序列的内外配套，障碍可以克服。实践表明，价格改革顺利推进，经济运行机制实现了向市场主导型转轨。价格改革也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
张卓元一直坚持以市场价格体制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张卓元主张，价格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或市场化方向，光靠国家调整价格是无法理顺价格关系。必须着力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从行政定价体制转变为市场定价体制，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结构。影子价格、决策价格体系不能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
20世纪90年代初，张卓元明确主张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应不失时机地向市场单轨制过渡。张卓元、王振之、杨圣明在《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向何处去》（《中国物价》1990年第11期、第12期）一文中指出，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双重经济体制和物资体制的集中表现，是渐进式改革中的必然之举。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不能持续太久，否则其弊端将变得突出。解决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要以深化改革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不失时机向市场单轨制过渡。
张卓元还研究总结了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他在《价格改革规律性探索》（《财贸经济》1987年增刊）、《十年价格改革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物价》1988年第4期）等文章中归纳出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主要包括：价格改革包括价格体系改革和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两方面改革要配套进行，要善于通过价格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放活微观价格和控制宏观价格有机结合；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一调（调整价格）二放（放开价格）三挂钩（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在于理顺价格和稳定价格的关系，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很低，因此决定了价格改革只能小步走，经历较长时间；要为价格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发展和经济货币化相适应；狭义价格改革要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在内的广义价格改革。
二、国企改革研究
1993—1995年张卓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彼时我国的价格改革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他把研究领域转向国企改革。此后国企改革和国资改革也是他研究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五大报告、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国企改革或包含国企改革内容的纲领性文件，张卓元参加了这三个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
（一）较早呼吁加快中央企业改革
21世纪初，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卓元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作大会发言，题目是《国有中央企业需加快改革步伐》（《经济界委员通讯》2004年第11期），指出中央企业改革滞后，呼吁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他建议，推进中央企业改革从以下四点展开：一是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二是积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三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中央企业改革；四是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二）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经验
张卓元在其主编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八条基本经验：一是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使国有企业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实现微观经济主体再造；二是坚持循序渐进，从放权让利到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从明晰产权到国有资本出资人到位，要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三是坚持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是企求把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搞好；四是坚持“抓大放小”，着力搞好中央企业；五是坚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六是坚持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七是坚持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债务重组，剥离企业办社会负担；八是坚持把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上升为理论和提升为法律，指导改革规范进行。
（三）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通道，有助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转向管资本为主
国资监督管理机构转向管资本为主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张卓元参加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一个重要亮点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通道，有助于国有资产监督机构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张卓元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促进各种资本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12期）中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包括：一是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二是不仅要在竞争性行业中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经营，更重要的是，在垄断行业要逐步放开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引入社会资本，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转向管资本为主。
三、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
张卓元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的全局系统的改善与变革，涉及人与人之间、地区间、部门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改变，需要慎重对待。他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能够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推进，稳中求进更是从改革思路进一步发展为工作总基调，其内涵日益丰富。
（一）指出所有制结构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认为两条主线同等重要
早在1987年，张卓元就提出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归纳为两条主线。2018年，他在《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一文中全面系统论述了这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允许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利用外资，建立新体制的所有制基础包括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改革，包括以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具体包括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张卓元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的，两条主线没有主次之分，同等重要，它们统一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两条主线论强调了经济改革领域的平衡问题，不能偏颇一方，顾此失彼。
（二）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寻求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平衡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研究我国中期（1988—1995年）经济改革纲要。张卓元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使改革得以逐步深化的基本条件，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张卓元认为，经济大起大落，相关政策松紧轮番交替，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使经济结构恶化、效益下降；又使比较全面的配套改革无法有序地出台，阻碍着改革的进程。只有先稳定经济，改革才能有效推进和深化。稳定经济，必须先稳定物价、控制通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总量，消除超常规的周期性波动。
张卓元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他还认为，连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任务就在于寻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最佳结合点。1994年，张卓元在《货币供应增长率应控制在比GNP增长率高一倍以内》（《中国工业经济》1994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6%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978—2011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速9.8%，CPI年均上涨率5.4%，事实与张卓元的判断相当接近。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稳中求进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思路。
（三）主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平衡
张卓元在《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一文中指出，多年来我国经济依靠拼资源、拼能源、先污染后治理、一味粗放扩张的做法，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他提出，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引导各方面致力于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致力于提高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水平，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靠的是深化价格、财税和干部政绩考核等改革。
对于当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遇到的问题，张卓元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点在哪里》（《经济纵横》2010年第6期）中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追求经济的短期高速增长的目标相矛盾，各方面仍把追求GDP增速放在第一位，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可能只是做点表面文章。另外，由于工作重心仍放在保增长上，改革很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难启动。同时改革涉及利益调整，会凸显矛盾，使改革缺少动力。
（四）归纳总结稳中求进的新内涵
20世纪80年代，“稳中求进”主要是作为一种改革思路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将稳中求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基调。张卓元在《稳中求进：从改革思路到工作总基调》（《经济日报》2021年9月30日）一文中阐述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发展。所谓“稳中求进”，就是既要“稳”，也要“进”。不稳无法进，不进难以稳，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稳中求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基调与作为改革思路相对比，有三点扩展：一是提升了功能和意义。“稳中求进”则被明确为总基调，不但层次级别提到抓总的高度，而且覆盖面囊括全部经济社会工作。作为总基调的“稳中求进”，要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包括改革、发展以及改善民生、搞活微观主体、改善宏观调控等。二是深化“稳”的内涵。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三是升华“进”的内容。在经济增长方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改革方面，要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在民生改善方面，要把做大的“蛋糕”分好，向实现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四、持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张卓元从1987年起多次参与中央决策咨询工作，十二次参与党和国家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亲历者和推动者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贯穿其研究生涯的主线。
（一）较早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张卓元在20世纪60年代就初步揭示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在改革开放初期，张卓元在专著《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就主张，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要强调按价值规律办事，利用市场机制。在该书中，他指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效率低，浪费大，产品品种少且质量差；二是一再出现比例失调。这两大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工作违背了价值规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一些怀疑和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声音，张卓元在《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这在理论上有两大进展，一是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关系的重要性，肯定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机制。二是指出市场的作用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另外，他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与市场取向改革》（《改革》1990年第2期）中进一步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改革的深化就在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1991年，党中央组织召开一系列专家座谈会，酝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并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张卓元在回忆文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酝酿》（载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中提到，会议讨论上他建议坚持市场价格体制，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赞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主张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题的体制创新时期。张卓元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研讨会发言（《经济界委员通讯》2006年第7期）中指出，政府职能转换是面临的最大问题，必须做到四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要切断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党的十八大后，张卓元强调，政府改革是未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在《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财贸经济》2012年第12期）中系统论述了政府改革问题，明确提出政府改革已成为改革的“牛鼻子”。政府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要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要把在经济领域伸得过长的手收回来，解决“缺位”问题。
（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和规律
张卓元在《试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若干规律》（《宏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中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企业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科学评价市场经济活动的效果，实现可持续发展；依法规范市场经济活动，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
张卓元在《党领导市场化改革带来生产力大解放》（《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5期）中指出，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持续推进市场化的结果。主要经验包括：循序渐进，不搞急转弯；顶层设计，立足国情，勇于进取；市场化改革成果惠及全国人民。
（四）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
张卓元在文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理论支柱》（《光明日报》2008年12月7日）中认为，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难点在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的多年探索和实践，找到了能够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
（五）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张卓元在《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中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我国的实践证明，根据国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功。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作为主线，形成逻辑严密、结构有序的理论体系。
（六）认为党的十八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高水平
张卓元在“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和高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更加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进一步和系统的部署，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谱写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篇章的行动指南。
五、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张卓元从1955年到1983年，长期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该刊是主导我国经济理论研讨的高地。之后，他又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多次参与中央决策咨询和中央文件起草，直至2013年还参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同时，张卓元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先后担任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荣誉理事长，常年参与并主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评奖工作。70年的学术经历给他研究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尤其是改革开放经济思想史提供绝佳的条件。
（一）整理归纳孙冶方经济思想，总结孙冶方思想的当代价值
20世纪80年代，张卓元投入大量精力整理孙冶方作品，研究阐释孙冶方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出版了《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孙冶方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代表了新中国前30多年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探索，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孙冶方经济思想对改革开放事业具有重要启发。张卓元归纳出孙冶方思想的当代价值：一是孙冶方的著名论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与市场经济法则是一致的。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就是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孙冶方一直主张的价格要符合价值，对于要素市场改革仍具有启发。三是孙冶方指出要正确划分和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要尊重企业自主权的观点和主张，至今仍是转变政府职能中的重要课题。四是孙冶方主张的建立在尊重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新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讲求经济效益，与我国政府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根本原则上是相通的。
（二）提出20世纪中国经济学总脉络
张卓元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归纳了20世纪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根本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入及其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二是西方经济学传入并逐步扩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工作是研究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又吸收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并使两者有效结合起来。
（三）梳理新中国经济学思想史，初步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张卓元主持出版《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等重要作品，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理论发展、创新及其特点，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形成过程。这些经济学理论归纳提炼，对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和《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被译成英文，成为海外经济学家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手册。
张卓元归纳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70年的进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了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找到了最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第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三，所有制理论取得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第四，分配理论取得重大创新，确认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明确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五，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第六，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越来越受重视，从提出“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到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第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梁八柱”。第八，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注重创新，紧密联系实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用成果，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积极提出各种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