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内涵与中国方案
庞大鹏
围绕如何认识世界的战略大势、如何塑造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中国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和平思想。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既鲜明体现了中国外交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又彰显了中国紧扣人类生存主要挑战和直面世界命运发展途径的国际担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理念。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面临现实挑战，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遭遇逆风逆流。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共处的意志更加坚定，对发展合作的愿望更加迫切。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时代潮流的方向，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引言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其中，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历经曲折，中国人民却孜孜以求、与时俱进，不断总结汲取本国及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引领和亲力亲为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奋进新时代新征程，展现新担当新风范，为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精练概括，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时代主题观的进一步发展。从建国之初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到改革开放时期“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提出，从新时代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到党的二十大“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重要理念的发展，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时代主题观的中国传统维度和时代实践维度，是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对于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
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的理论渊源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延续。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忧患意识，领导中国人民倍加珍惜和平稳定的大好局面，始终坚定捍卫和平的决心和意志，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第一，新中国建立之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支持，成为中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捍卫独立和主权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中国不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人，中国愿意和所有国家保持友谊和合作，在国内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让14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二，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随着经济战略的方向调整，外交战略也需要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为国内稳定发展营造适宜的外部环境。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就中国外交战略作出重大调整，认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这不仅突破了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零和博弈的困局，而且实际上超越冷战思维，确保中国在冷战结束后顺利适应中俄关系的过渡期，避免自身发展国际环境出现震荡，从而实现改革开放的政策连续性。
1984年10月，邓小平时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这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三，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邓小平指出：当今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报告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时代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最核心的内容。只有确定一个中长期内世界政治经济的总体趋势才能为治国理政提供稳定发展的前提和背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新的世界大势，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这对于大政方针的确立具有定盘星的意义和作用，也是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的主要思想来源。
第四，新时代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正是因为时代主题的重大意义，所以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判断在历次党代会中都被不断坚持，明确重申，并丰富完善和深化论述。党的二十大前夕，2022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变，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变。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理念，继续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作出最新理论阐释：“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内涵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一脉相承。这种一脉相承，既鲜明体现了中国外交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又彰显了中国紧扣人类生存主要挑战和直面世界命运发展途径的国际担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
第一，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守中”等为基本原则处理社会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向来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坚持“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追求和平的中华民族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在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和合文化”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思想渊源，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国以自身的发展不断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中国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认为，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是主权国家的必然选择，关键在于尊重对方的历史传统和发展模式，不能一味强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中国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应有之义。
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各国人民一定能够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三，和平与发展是尊重多样文明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现时代基本矛盾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维护世界多样性的主张。“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的发展不可能不考虑各自文明的传统和特点。文明多样性恰恰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尊重多样文明和谐共处，着眼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文明”当然既包括社会主义的文明，也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过去相当长时间，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非白即黑，这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世界发展的现实。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不是简单的“谁战胜谁”、“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长期共存的关系，在竞争比较中共同发展的关系。
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的实践需要
2022年3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明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作为当今世界变局的一个重要变量，乌克兰危机使权力政治和地缘竞争愈发凸显，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面对的复杂性日益上升：国际政治秩序不稳定性上升、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军事安全和综合安全风险凸显。
第一，世界和平面临严峻挑战。军备进程陡然加速，国际安全面临挑战。乌克兰危机助推世界军备开支增长的趋势。2021 年12 月，美国国会批准了7680 亿美元的军事预算，使2021-2022 年的预算达到201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俄乌冲突后，2022 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了一份新的2022-2023 年国防预算申请，美国国防开支将达到8400 亿美元。西班牙、意大利、挪威、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已决定未来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北约建议的最低限度，即GDP 的2%。波兰2023年的国防开支占GDP 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2%提高到3%。法国已经将其GDP 的2%左右用于军事，但马克龙政府承诺还要进一步增加国防资金。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德国将设立一项价值1210 亿美元的联邦国防军特别基金以实现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并将把国防预算提高到占GDP2%的目标以上。可以说，欧洲一举摆脱军事安全领域的被动角色，积极增加防务开支，宣称保卫北约东部边界。德国超千亿的军费支出预示欧洲将成为未来世界军事安全战略变化发展的参与者，这带给世界地缘转变的影响值得关注。
地缘冲突风险加剧，国际秩序面临阵营化。俄乌冲突后各国集中精力防止冲突伤己，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正在伺机而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借口制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反恐名义，先后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并且在独联体地区搞“颜色革命”。俄乌冲突后美国组建反俄军事联盟，力求从国际秩序层面加强阵营化的趋势。在全球尤其在亚太，美国企图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新西兰、菲律宾等小国，积极组建具有遏制色彩的小多边组织，其中的四方安全对话、美英澳联盟、“印太经济框架”、蓝太平洋计划等着眼地缘竞争。
第二，全球发展面临重大风险。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双重影响，导致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剧。俄乌冲突后，经济手段武器化，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对俄罗斯从金融到能源发起前所未有的制裁，全球本已加剧的供应链和产业链脱钩困境继续加剧，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攀升，能源和粮食危机加剧，全球发展鸿沟被进一步加大。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实际上会反噬地区和全球稳定。国际矛盾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全球发展解决。
世界经济发展的风险性明显增强。新冠疫情以来，全球经济联系受到了阻碍，西方跨国公司认识到它们不仅需要关注效率和成本，而且还需要关注复原能力。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从几乎完全追求低成本效率的旧全球化正过渡到包含复原力、可持续性等目标和工业革命4.0 新技术的新全球化，从而适应被疫情、气候威胁以及大国地缘竞争带来的叠加影响。这种变化的经济影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供应链大规模重组，短期内会减缓增长，导致工业品等短缺，推高消费者价格，长期看对全球增长、工人工资和商品供应的长期影响更难预料。
当前尤其要看到科技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这种变化实际上也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方式。美国为了维护在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对中国遏制打压。很多科技落后的国家生活成本大幅上涨，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贫富差距明显扩大。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科技革命对形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技术革命带来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扩展，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深。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瓜分世界而相互结盟和发动战争的历史不可能再现；20世纪后半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抗的历史也不可能重演。冷战结束后，世界走向多极化，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任何大国或大国联合起来都不可能主导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致力于“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第三，求和平、谋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展现强大生命力。
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很多，但总体上如前所述仍集中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和发展两大赤字依然是困扰人类社会的心头之患。可以说，和平与发展是各国的共同关切，也是全球治理的头等大事。中国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人类和平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为全球发展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人民和平愿望以及应对国际环境的现实需要。时代之变考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共处的意志更加坚定，对发展合作的愿望更加迫切。“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展现了对传统政治文明的超越性，是对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讲求以利益共享共赢的义利观的再发展，彰显了新时代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气节。
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保持国际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国方案”。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当前，新冠疫情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区域化的态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断裂重组，各国经济发展的在地化趋势上升。但经济碎片化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区域一体化是后疫情时代的潮流。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这一进程，构建利益交融的共同体。最重要的还不在于何时实现区域一体化目标，而在于走向这一目标的过程，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求和平、谋发展依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党的二十大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只要坚持以既定目标作为战略指引，利用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守正创新办好自己的事，主动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提高应对极端情况能力，加强风险预判，以“中国之治”对冲“世界之乱”，就可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贡献。
四、实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呼应各国人民心声，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指明了正确航向，为动荡变化的国际形势注入了更多稳定性，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增添了更多确定性，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第一，中国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创世界美好未来。2021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具有辩证思维的发展战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基础上，中国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继往开来，制定和宣布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
中国的发展战略清晰可见。不同于西方重视发展细节和实施方案的思维，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发展的宏观方针、总目标和方向放在首位，而具体实现则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一定时期的总结、政策实施过程中加以修正。中国的发展战略不拘泥于微调，“摸着石头过河”。这是辩证法的思想，是东方所特有的，而不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中国的战略来自于数千年文化和历史遗产，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平超越一切。面对脆弱复苏的全球经济和日益扩大的发展鸿沟，中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第二，中国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守护世界和平安宁。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2023年2月21日，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在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方面，中国摈弃了传统思维，不再走扩充军事力量、建立军事同盟的老路，而是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才能树立新的安全观、构筑新的安全结构。
这种新安全观是相比较而言的，是中国对自身外交实践的提炼与总结。一是纵向的历史比较，即与上世纪50年代的结盟关系和六七十年代的对抗关系比较；二是横向的比较，即与某些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所实行的安全准则比较。这种新安全观要求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其核心是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体现了和平和包容的精神。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第三，中国积极倡导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世界和谐相处。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作为核心理念，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善于向别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进步和兴旺发达的标志和源泉。但是，学习外国，必须考虑到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外国的制度和文化是在外国的土壤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不管它多么完善和美好，都不能生搬硬套。如果强行移植，其结果必然是“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不仅学不好，学不像，而且连自己原有的优势也会丢掉。
人类是从昨天走到今天的，又从今天走向明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能随意割裂的。对于历史文化，人们可以改造它，创造它，但是不能割断它，抹杀它。谁试图割断和抹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谁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民主幼稚病”也在许多国家得到蔓延。患这种病的人认为，似乎只要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福音就会降临，万事均将大吉。“民主必然带来发展”的理论似乎已成了不容怀疑的定律。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并不能总是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民主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制度，都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民主作为制度只有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并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作保证，才能够生存和有效地运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同西方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相适应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情况下，企图在一个早上就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过来，一蹴而就，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冒险。
综上所述，中国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各国和平共处、发展共赢提供现实路径。全球发展倡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致力于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重要动力。全球安全倡议以相互尊重为根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着眼于世界文明的百家齐放，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三大倡议各有侧重、相互促进。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安全，安全的基础是发展。安全与发展需要统筹考量，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2023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平发展道路、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三大战略概念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世界各国也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受益者和贡献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需要走共同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既是和平与发展重大历史课题在新时代的延续，也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时代强音。
面对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遭遇的逆风逆流，中国方案回答了时代之变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挑战，也体现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的中国智慧。为了实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政治上需要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经济上需要倡导互利共赢理念；文化上需要促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不仅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而且也一定能为世界走出动荡变化的漩涡提供一个合理的选择，为各国和平共处、发展共赢提供现实的路径。中国将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