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与增长的制度保障

张宇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如何把握结构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围绕这些重大问题，2月24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在京联合主办“以结构转型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暨《结构转型》新书发布会。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新社等媒体记者近100人参加本次论坛。

　　以下为张宇燕所长在高峰论坛暨《结构转型》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首先祝贺《结构转型》这本新书的发布。迟福林教授带领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今天推出的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结构转型推进高质量发展”，点明了这项研究的关键词是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在此，我想谈谈对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的理解。

　　高质量发展关心的还是发展。最简单地说，发展包括两个基本含义，其一是增长，其二是结构，也就是保证经济增长的所有制度条件。我在此谈及的结构和一般人们讨论的产业结构或部门结构不同，主要关注的重点还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中的增长主要指人均收入的增长。高质量增长指的是以更低的成本或代价实现更可持续的快速增长，这里就包含本书讨论的产业或分工层面的结构。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即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更多。什么因素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归根到底增长有两个源泉：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分工与贸易催生的贸易收益。技术进步对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容易理解，用镰刀割麦子显然不如收割机效率高。贸易收益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以及交换。在这一过程中通常伴有技术进步，但它们不是贸易收益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贸易收益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能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因为按不同主体各自优势进行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市场交换，整体财富水平就能提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专门讲到这一经济逻辑，并且特别强调市场规模大小直接关系到分工和专业化的细密程度和由此带来的贸易收益。这显然与一国的对外开放水平高度相关。这里，我们把中国经济奇迹的缘由至少一部分归结为开放，在逻辑上与斯密的理论吻合得很好。

　　我们已经知道，高质量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决定分工与贸易的市场规模扩大。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技术进步和分工与贸易实现不是无条件的或自然而然的。至少其潜力的充分发挥需要有鼓励性制度做保障。这也恰是我把“结构”理解为保证增长的一系列制度条件的原因。在具备了技术创新条件、有了分工专业化的可能、特别是有了潜在贸易收益时，如果没有专利制度或更一般的产权与契约制度做保障，甚至存在形形色色的制度性阻碍，技术创新和贸易分工往往难以完美实现。一言以蔽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保障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制度条件的到位或适应。

　　如果仅就开放而言，更高水平开放要求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听上去好像是一个西方经济学概念，其实不然。早在西汉，在《淮南子》和《史记》这两本书都谈到了贸易和分工专业化对财富创造（当时叫“货殖”）的意义。刘安和司马迁讨论了“以所有易所无”，就是用我有的换没有的；“以所多易所鲜”，就是用我多的换我少的；“以所工易所拙”，亦即以我擅长生产的换我不那么擅长生产的。我在此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与政策主张与中华传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总说这个定理、那个定理，为什么不能有个“淮南子-司马迁定理”定理呢？而且现有的贸易理论还不够完整，标准模型里没有包含“以所有易所无”。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就包含模型的拓展。

　　总而言之，《结构转型》这本书在今天面世具有特别的意义。结构转型必须要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关键之一就在于政府充分发挥强化和扩大市场有益功能的基础性作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