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指导性原则

　　任琳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加之俄乌冲突带来的突发性震荡效应，当今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风险。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遭遇严峻挑战，全球安全治理面临历史性转折点。面对变化的世情，亟须创新的理论。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正式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安全治理观、如何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等重大时代课题。全球安全倡议全面、系统、深入地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观，呼吁世界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发展与稳定。

　　一是坚持共同安全。共同安全回答了“安全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实现全球安全治理，规避战争风险，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两次世界大战曾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创伤，国际社会曾对战争残酷性和破坏性进行深刻反思。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主题，各国人民切实享受到了置身和平与发展世界的福利。共同安全与共同繁荣相辅相成。然而近年来，一些与之相悖的噪音开始出现，国际社会开始担心大国之间会爆发“新冷战”，乃至步入彼此隔绝甚至对抗的“平行体系”。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部分世界大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冲突之中，致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世界爆发“热战”甚至毁灭性核战争的担忧。传统安全问题再度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地缘政治和权力逻辑强势回归。

　　强调共同安全，坚持安全为了世界各国人民。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全球安全治理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全球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观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以构建全球安全共同体为奋斗目标，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秉持共同安全原则，坚定维护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安全利益。全球安全倡议关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安全，强调摒弃零和思维，共谋安全治理，扬弃了狭隘的西方地缘政治思想，打破了陈旧的西方安全治理理论。

　　二是坚持综合安全。综合安全回答了“如何实现安全”的现实问题。综合安全既描述了安全的客观状态，又提供了实现安全的重要手段。新旧安全冲突不断涌现、彼此交织，安全治理亟须适应复杂局面和全新挑战。首先，全球安全治理的对象具有多样性。诸多议题领域内的全球性问题都是安全治理的对象，包括地区争端、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不仅新的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不断滋生，还存在老的安全问题在新的技术手段或方式的包装下“翻陈出新”。例如，使用互联网诉诸恐怖主义活动的网络恐怖主义。其次，全球安全是一个多领域、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各类安全领域安全问题之间的联动性突出。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全球经济下行的经济安全风险联动发生。安全问题同政治、经济、民族、宗教、能源等问题紧密相连、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乃至形成一定的“发酵”或“裂变”效应。在各种演变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相互共存，彼此作用。

　　强调综合安全，重在改进安全治理的方法。全球安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综合安全体系，每一个安全问题各有侧重，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某一个领域内的风险可能演变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区域风险可能演变为全球风险。那么治理这些风险就需要从全面观察，从总体着手。综合是采取安全治理的重要方法。强调综合安全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创新，是对各领域各层次各类型全球安全治理工作的科学统筹。综合谋求的是构建集合各领域安全治理为一体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妥善应对错综复杂的、相互联动的各类全球安全问题与挑战。

　　三是坚持合作安全。合作安全回答了“谁来治理”的问题，即全球安全治理主体的问题。世界各国都面临许多共同的安全威胁，都身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风险的世界，都应成为合作治理的主体。然而，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塑造合作安全却并非易事。首先，世界格局出现“集团化”趋势，国际上可以参与合作治理的积极力量被分化。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北约出现成员国扩容或推动“北约亚太化”的现象，都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西方国家在军事集团化方面再次迈进。世界呈现军事集团化的趋势，冲突性对抗性增强的同时，世界各国围绕全球安全治理日益难以形成共识性合作。其次，“泛武器化”现象多发，合作安全难成集体行动。地缘博弈和权力逻辑回归还表现在霸权国把竞争和冲突思维渗透到本应开展合作的诸多领域，例如金融基础设施的武器化、关税的武器化、大宗商品价格的武器化、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平台的武器化。为达霸权护持的目标，霸权国的“泛武器化”行为频繁发生，可以进行全球安全治理的人力、物力、资金、机制等治理资源因此遭受人为消耗，甚至还被扭曲使用。

　　强调合作安全，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小集团”适应不了“大变局”，“小圈子”解决不了安全领域里的“大挑战”，甚至会破坏全球安全治理共识的达成。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实现合作安全，必须要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国际大事由各国共同参与，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反对“一国独霸”或采取“小圈子外交”撕裂合作对话，导致全球安全赤字不断加剧。

　　四是坚持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回答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的问题。安全治理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仅要一时有效，更要可持续。首先，许多全球安全问题归根结底都源于发展问题，只有从根本上克服发展不平衡，才能有助于从源头和根本上抓好全球安全治理。疫情消耗了各国的经济社会资源，侵蚀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取得的减贫成就，拉大了南北国家之间和许多国家国内的发展鸿沟。俄乌冲突的叠加影响致使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暗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受俄乌冲突及后续对俄制裁的影响，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3.6%，较年初的预测值下调了0.8个百分点。严重的发展赤字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触发更大的安全隐患，乃至在全球范围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内部爆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冲突。可见，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社会问题，更是关乎可持续安全的核心命题。

　　其次，强调可持续安全，需要统筹安全与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促可持续安全。习近平主席在近期召开的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指出，“我们要共同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只有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权才有基础。要把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打造人人重视发展、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全球安全倡议的物质基础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两者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且彼此互动。

　　最后，强调可持续安全，需要建立健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安全治理要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亟须建立完善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为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当下，各类全球安全问题与挑战不断滋生，但主要国家参与安全治理的意愿下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盛行，安全治理非中性有所凸显，大大掣肘了全球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相对全球安全治理需求的激增而言，在供应端的中性公正合理的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机制及治理手段却捉襟见肘。因此，国际社会亟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进一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2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