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2021年第11期
关于国家发展安全指数构建与测度的理论思考
冯维江
摘 要:近年来，国家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党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范畴。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对新时代国家安全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在要求。测度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安全程度，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本身，纳入经济的波动性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当前中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不仅高于美国，在德国、法国、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中也处于最高水平，我们完全有条件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稳健推进民族复兴进程。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发展安全指数 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列出专章“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1]对中长期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任务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强调，“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2]。但是，对于什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意义上的新时代国家安全，以及用什么样的中层理论和微观机制来阐释和度量新时代国家安全，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
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提挈的新时代国家安全，既不同于国家安全工作业务部门在实践中保障或捍卫的狭义的国家安全，也有别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点关注和长期讨论的以军事安全为重心，旁涉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对国家以及个体、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相关的安全。[3]
与国家安全工作业务部门传统上聚焦反间防谍等专门领域或狭义的“国家安全”有所不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制定的新版《国家安全法》对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的界定要广阔得多。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1993年2月2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同时废止。《反间谍法》保留了1993年版《国家安全法》中涉及反间谍工作的内容，将条文中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履行“国家安全工作”职责的表述修改为“反间谍工作”，相关条款也一并作了文字调整。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对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
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域中的国家安全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国家安全虽然也包括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但有三大特征使其显著有别于前者。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军事安全作为主要传统安全议题领域，是与科技、文化、社会安全并列的国家安全重要保障要素，但并不具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赋予的“高政治性”或“优先核心性”。第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更关注来自其他国家或外部对本国的安全威胁，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第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通常将安全作为独立于增长或发展的议题来加以讨论和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则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同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4]。
综上，新时代国家安全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具体来讲，就是要在妥善处理好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内外部各种安全风险的基础上，“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5]，构建大安全格局保障下的新发展格局。
测度国家发展安全的逻辑
如前所述，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的要求，国家发展的安全程度，既不能简单用反间防谍工作的成效来充分反映，也无法用军事开支或其他用于防范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重要领域安全风险的资源投入或费用来准确衡量。
测度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安全程度，需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本身，将其作为国家发展安全指标的重要内容或组成部分。实际上，军事安全等领域发生的重大风险或冲击，最终很大程度也会反映到经济发展指标上。例如，中非共和国1960年至2012年经济发展虽出现过较长时间的停滞，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稳定向好，但201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GDP）较上年骤降36.4%，并且在此后相当时间内经济规模倒退回十年之前的水平（见图1）。这主要是因为2012年12月至2013年初，中非共和国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联盟“塞雷卡”（Séléka Coalition）之间发生大规模内战，并且其影响在此后多年内延宕不绝。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不仅可以反映风险，而且其本身还可能成为风险的温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第二，应当考虑经济发展的波动性。经济发展水平低固然蕴含着安全风险，但发展的安全风险更加直观体现在发展波动的剧烈程度上。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重要的传统或非传统国家安全领域的内外部冲击相互叠加或抵消，最终造成的未必是经济增长均值的下跌，而更加直观表现为经济波动的加剧。其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波动本身造成经济社会稳定预期的紊乱，从而增加长期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削弱国内外投资的信心和水平；二是经济波动的幅度过大，超出社会容忍的安全边界，可能引发社会失稳失序等社会安全风险，甚至形成多领域风险综合体，最终演变成直指政权的政治安全危机。
从中国经济增长率趋势看，21世纪以前，尽管平均经济增速水平较高，但经济周期相对较短且波动较大，表现为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峰和波谷在时间上相距较近、幅度上相差较大。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较长时期的改革开放实践，经济治理的经验更加充足、工具更加先进、手段更加丰富，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特别是下降阶段被显著拉长，波峰波谷相对被“熨平”，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显著上升（见图2）。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的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能够长期维持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主观上反映了党中央臻于成熟的治国理政方略和技巧，客观上反映了崛起关键阶段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安全状态。
第三，数据获取的便利性也是构建测度指标的重要条件。严密自洽的理论逻辑必须以富有操作性的数据为支撑，才能满足政策制定或决策导向的实际需求。
从国家发展安全指数看外部环境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用一国某一年份的实际GDP增长率除以该年份之前四年至之后四年实际GDP增长率的标准差，来构建该国该年度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作为分子的实际GDP增长率反映的是前述第一项“经济发展本身”条件，这一代理变量的值越高，表示“发展是最大的安全”意义上的安全水平越高。分母则表示以当年为中心向前及向后延续4年总共9年的长时段内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其他条件相同时，标准差越小，意味着波动性越小或者国家发展的安全程度越高。以实际GDP增长率这一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并使用的指标作为构建国家发展安全指数的源数据，也符合数据获取的便利性要求。
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1961—2019年实际GDP增长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公布的2020—2023年实际GDP增长率预测数据，可以计算出中国1965—2019年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鉴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中国外部环境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也计算了同期美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来作为审视中国外部环境演变的参照（见图3）。
对比中美两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可以发现以下特征。第一，最近几年特别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都显著下降并达到相对较低水平，反映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大国竞争造成双方安全风险上升的现实。
第二，尽管如此，上世纪末或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多数时间里，包括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中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都高于美国。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相对较高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
第三，改革开放之前的多数时期，中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变化趋势与美国呈负相关关系；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的大约二十年间，中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变化趋势多数时期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21世纪的前十多年，中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变化趋势多数时期与美国呈负相关关系。
两者正相关，可能意味着两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是相互促进或至少并行不悖的关系；而负相关，则可能意味着中美两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是以不顾或牺牲对方的国家发展安全为代价的。正相关阶段，双方在发展和安全方面的合作相对更加容易，也更有利于两国之间建立互信关系。负相关阶段特别是负相关的长期化，则容易积累矛盾、扩大分歧、形成疑虑，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协调来调整负相关性，两国关系可能严重恶化。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被一些人士称为“自由落体运动”的状态有望出现改观，各国发展及安全的外部环境可能因为中美紧张关系一定程度的缓解而改善。一方面，特朗普政策造成中美两国国家发展安全指数双双下降，一定程度逆转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其展示出的“斗则两败”的不利前景可能给特朗普的继任者拜登政府以警示，从而让后者更愿意把政策转向促成中美两国国家发展安全指数共同上升的正相关轨道之上。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为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都提出了通过更有效有力的合作提升国家发展安全性的迫切要求。此外，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环境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威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6]，拜登也提出将在美国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紧急投资，使美国走上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清洁能源经济的轨道[7]，这方面中美两国也有望找到较大的合作空间，来同步提升双方乃至世界各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水平。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国家发展安全指数不仅高于美国，在包括德国、法国、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中也处于最高水平（限于篇幅，这里不报告各国具体指数），这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8]的重要判断。我们完全有条件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稳健推进民族复兴进程。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01版。
[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02版。
[3]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4]《习近平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8年4月17日。
[5]《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01版。
[6]《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第01版。
[7]Biden, Joseph R. 2020.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March/April 2020), pp. 64—76.
[8]《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