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前言

　　从制造到服务：结构转型期的宏观经济学

　　张斌

　　电影《阿甘正传》里面说，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做研究也是这样，你跟着逻辑和数据一步一步往前走，不知道会走到哪里，也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结果。在逻辑和数据的不断敲打下，你看到的经常不是你预先想象的世界，不是别人描述的世界，而是至少对个人而言的未知世界。做研究是高风险活动，好在还算有趣，是成年版的探险游戏。

　　在热心朋友的督促下，我把最近十年来宏观经济研究的探险历程梳理成了这本小册子。前面部分是长期增长问题，中间部分是中短期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后面部分是政策讨论。无论是中长期增长还是中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其表现特征都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农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特征与工业时代大相径庭，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特征与服务业主导时代也有着显著差异。这本小册子立足于中国经济在2012年以后全面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观察和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

　　这本小册子的很多结论与主流认知有差别。宏观经济研究从来不缺乏观点，越是流行的观点越要小心对待。情绪通常比理性有更强的传播能力，观点之所以流行，往往是因为观点中饱含情绪容易引起共鸣，然而情绪太强了就没剩下多少能留给理性。对中国经济的各种担忧非常流行，货币超发、房价泡沫、产业升级乏力、债务危机、中等收入陷阱，如此等等。这些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有警示价值，但对于宏观经济研究的探险者来说不能想当然地信以为真，一定要闯进去仔细看看才行。这本书有些章节的内容是对一些流行观点的回应。我经常对同行朋友说其中的很多观点是偏见，朋友也会反驳我说你讲的难道就不是偏见，我有时会辩驳，有时也无言以对。只当这本小册子里面讲的有些内容也是偏见吧，两种或者多种偏见的打架可能好过一种偏见的统治。

　　下面简要讲一下这本小册子的旅程，从哪里出发，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什么。

　　出发点只有一个：消费升级。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最基本的消费是吃饱穿暖，然后是以家用电器和汽车为代表的标准化工业产品，当购买力平价标准下的人均收入达到8000—9000美元的时候,对一般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增速开始放缓，消费升级的内容开始转向服务。不是一般的服务，是那些要有很多知识、更高专业技能和更精细化管理等要素投入的服务，比如更好的医疗、教育、科研、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体育文娱、金融服务等。消费升级是推动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的原动力，正是在这股力量驱使下，消费支出结构、产业结构、人口流动和城市形态一幕幕变化随之而来。这是一股要求变革的巨大力量，对以往的观念、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巨大冲击，各种对抗和矛盾放大升级，关于结构改革和刺激政策的各种争议绵延不绝。

　　经过对中国经济结构指标系统性的梳理并放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做比较，可以判定中国经济大约在2012年前后告别了工业化的高峰期，此后一直处于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中。把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规律性变化轨迹作为参照系，中国绝大多数指标的变化轨迹都是标准动作，中国不存在像拉美国家那样的过早去工业化。历史上但凡按照标准动作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都迈入了高收入行列，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不算太高，迈过这个门槛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工业部门的重要性下降。工业部门是带动全社会生产率提升的有力引擎，工业活动主导的经济如此，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也是如此。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期以后，中国工业部门总体规模扩张放慢，工业部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有拔尖的工业企业脱颖而出，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也有大量企业因为难以升级不得不退出市场。从投入、生产和产品三个环节看，中国进入结构转型期后的工业部门升级情况还好，凭借巨大的规模优势，中国有成为全球制造业数量和质量双料冠军的潜力。潜力变为事实还要打破很多制约，最大的制约因素不是企业家整天抱怨的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收入国家的企业都曾面临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并不妨碍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劳动力和其他诸多要素成本上升在很多情况下是产业升级和经济成长的结果。社会治理发育滞后和各种不当的市场管制扼杀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率提升机会，这些才是产业升级的真正敌人。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有短板，这是中国经济系统最薄弱的部分，也是未来经济成长真正的瓶颈。把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现象作为参照系，比较中国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结构变化中的异常现象，对这些异常现象展开分析后可以定位短板。最突出的短板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化程度较低且需要大量知识和技能投入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比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行业；二是第二、三产业总体就业人口占比偏低，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仍有大量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家并纳入正轨就业。这两个短板与政府职能定位和政府管制政策有着直接联系，而政府职能定位和政府管制政策背后则是价值观、社会信任等惯性力量强大的慢变量。短期来看慢变量改起来殊为不易，拉长时间却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悄然变化。

　　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不仅反映在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也反映在城市格局的变化。大城市是知识和专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发育最好的温床，能提供更多的消费升级机会，能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大城市在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期以后的竞争力更加凸显，发展潜力也在提升。众多中小城镇不能抓住消费升级和提高收入的机会，城镇人口和产业都走下坡路，在城市竞争中败下阵来。大城市虽好，但进城的代价不菲。中国的大城市房价过高，与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城市中心城区房价算不上过高，糟糕的是中心城区以外的城市郊区房价过高，大城市郊区的房价也远远超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能力，这给大城市的新进入者带来了过高的门槛，让很多人丧失了进入大城市改变命运的机会。大城市的高房价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部分主要是住房土地供给政策扭曲、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滞后、居民部门养老保险类金融投资工具匮乏，而不是过多的货币。房价上涨不能带动房屋供给改善，对实体经济弊端重重；房价上涨对实体经济并非都是坏处，房价上涨带来了房屋供给和城市规模的合理扩张，对企业和居民则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波动特征，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从工业化高峰期的“易热难冷”转向了“易冷难热”。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澄清一些对货币的认识，主要包括四个问题：货币从哪里来，货币和物价的关系，货币和房价的关系，货币有没有超发。广义货币包括了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其他多种形式的存款。个体通过努力可以获得更多存款，然而从全社会角度看，个体新增的存款不过是从其他个体账户转过来的存款，个体努力并不会增加全社会的存款。只有通过新增贷款才能创造新的存款，新增全社会购买力。新增贷款受到中央银行政策的影响，也受到商业银行和信贷需求方的影响，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或者降低利率并不必然带来更高的信贷和广义货币增长。欧美的量化宽松政策经历告诉我们，中央银行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未必能做到真正的放水。长期来看，广义货币与通货膨胀高度相关，广义货币多了物价最终会上涨，然而二者之间的变化并非稳定的一一对应关系。短期来看，广义货币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如长期关系那么紧密，供给方的因素(比如猪瘟)或者外部环境变化(比如全球金融危机)会对短期通胀带来很大影响。广义货币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但是解决高房价的办法不应该是牺牲广义货币增长。企业和居民存款少了确实能遏制名义房价上涨，但是代价太高，最终也难以遏制房子相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通胀率平均而言不高，汇率有升有跌总体还是升值，有些城市房价过高但不能归咎于货币，房价虽高但是和房地产价格泡沫还不能画上等号，货币超发的论断很难成立。

　　经济增长理论放眼长远，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潜在增长率。宏观经济波动理论看的是脚下的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贴近潜在增长率，不要超出潜在增长率的过热，也不要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过冷。衡量经济冷热的温度计是通胀，就中国情况来看，合适的通胀指标是核心CPI(消费者价格指数)或者GDP缩减因子，这两个指标运动轨迹很相似，经济景气程度、企业利润、就业、居民和政府收入与这两个指标也高度相关。从通胀和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看，中国宏观经济在2012年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期以后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经济偏冷。

　　物价偏低和经济偏冷很大程度上来自需求不足。跨过工业化高峰期以后，能源、化工、钢铁、机械设备等众多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增速大幅放缓，与之相关的信贷也大幅放缓，这意味着过去最有力的信贷发动机熄火，会带来全社会广义信贷和金融资产增速大幅放缓，随之而来的是总需求不足。居民部门信贷扩张还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对工业部门的信贷大幅放缓是个补偿，但还远不足以维持足够的广义货币增长和与之对应的总需求增长，经济还是偏冷。怎么办？最理想的办法自然是结构改革，释放科教文娱等服务业发展潜力，释放都市圈成长潜力，释放金融市场服务风险投资的潜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这些举措都能带来新的信贷增长，改善需求的同时还能提升供给。但对专注于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的经济学者来说，这些结构改革的内容绝非短期内能够完成，只能当作约束条件。宏观经济学者要做出的是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而不是改变约束条件。

　　扩大总需求的规范政策工具是货币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财政政策则是扩大政府预算内开支直接增加总需求。货币与财政政策工具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是通过低利率刺激私人部门开支，是尽可能地借助市场自发的力量提高总需求；后者则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提高总需求。我国遇到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应对措施的重点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扩大预算内支出这些规范政策工具，而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增加基建投资。近些年中国的债务扩张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扩张。地方融资平台新增债务对应的资产收益不高，融资成本高且期限结构不匹配，很多债务靠着借新还旧才能维系，这部分债务越滚越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也随之上升。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的政策组合是优先使用利率政策，利率降到底之后如果还不够，再用预算内的财政支出扩张，包括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尽可能削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扩张，同时在银行贷款和债券市场上保持高标准的风险评估和信贷纪律。如果是这样的政策组合，还会不会有近年来的金融乱象和系统性风险上升。

　　中国的保增长措施引起了很大争议。保增长举措被戴上了很多顶帽子，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国进民退、恶化投资效率、加剧产能过剩等。保增长的教训确实很大，但要搞清楚教训具体是什么，是根本就不应该保增长，还是保增长的工具选择问题；搞清楚保增长的代价是什么，收益是什么；搞清楚我们看到的那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是都源自保增长政策，还是其他因素在作怪。搞清楚了这些，才能不泛泛而谈刺激政策，真正吸取保增长政策的教训。

　　进入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期，无论是应对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挑战还是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挑战，最难解的底层矛盾是观念的挑战。观念是制度和政策的最核心支撑，主流观念不变化，新的制度和政策调整就难以维系。观念是慢变量，时时刻刻都在细微变化但是变化速度赶不上市场的变化。身处从制造到服务这样巨大的经济结构转型期，在高速工业化时期流行的物质价值观[1]及其所支撑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与转型后的经济发展要求格格不入，对物质价值观能起到平衡作用的后物质价值观还很弱小，还远不足以改变局面。观念的滞后使得我们难以苛求超出传统主流观念的系统性结构改革，结构改革只能在观念和利益冲突的夹缝中找缺口，寻求边际上的破。能做出结构改革当然好，冲突太大、时机不成熟的时候等待也是一种智慧。

　　结构转型期对传统观念和传统经济都有巨大的淘汰压力，这会让整个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处于脆弱阶段。稳住总需求，稳住脚下的路，不摔跟头至关重要。稳住总需求的价值不仅在于让企业和居民的收入稳定，日子好过一些，它的另一层价值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最有利于市场自发成长，而市场自发成长恰恰是孕育未来改革力量和逐步改变观念的最有力支撑。如果总需求严重不足，经济过度低迷，最先死去的是小企业和立足未稳的新企业，最受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大量失业和经济萧条环境中渐进地改变观念和推进改革是毒药而不是解药。

　　最后一章内容是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宏观经济政策是个权衡利弊的选择，要义在于分清楚轻重，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对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权衡利弊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下中国也有很强的借鉴价值。凯恩斯把大萧条称为惊人的愚蠢，这没有言过其实。大萧条之前的美国经济有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有大量的金融市场投机和资产泡沫，有收入分配的严重恶化，总之问题一大摞，但是研究大萧条的学者认为并不必要为这些问题付出大萧条的代价，没必要百业凋敝，没必要四分之一劳动者失去工作，没必要超过半数的劳动者无法全职工作。大萧条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信贷坍塌。市场从来都不完美，有各种各样深层次、浅层次的矛盾，但这些都不致命，可以慢慢调整，至少还可以把日子过下去。市场最可怕的敌人是信贷坍塌，一旦这个敌人来了，市场交易大幅萎缩，需求下滑和供给收缩之间就会形成快速的恶性循环，这对市场是灭顶之灾。信贷坍塌的根源在于错误的理念。当时货币政策把捍卫金本位放在突出位置，决策者笃信让货币数量与经济活动保持匹配的真实票据理论，财政政策信奉预算平衡。这些理念放在平时未必不对，但是在市场已经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决策者还在坚守这些理念，好比是要求高烧的病人去跑步锻炼身体，结果可想而知。罗斯福新政也是一段改革的历史，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改革是一连串试错，最初的改革政策设计考虑不周再自然不过，当初正确的改革政策拉长时间看也未必合适。改革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纠正错误，这需要多元化的力量制衡，需要政治家的包容与智慧。

　　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师友的很多帮助。我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兴趣和坚持很大程度上来自余永定老师，他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通过提问题的方式督促我和周边同事坚持宏观经济研究，他对学术精神和方法论的坚持影响了我和周边很多人。感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组织的宏观经济季度报告会，每次报告会上的争论都能让我发现研究中的不足和缺憾。感谢过去十多年来张曙光、林毅夫、李扬、刘世锦、卢峰、黄益平等老师组织的宏观经济研讨活动，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很多。感谢香帅，在她的鼓励和催促下，我才磨磨蹭蹭写好了人生第一本小册子。感谢缪延亮、徐远、郭强、朱恒鹏、谭华杰、殷剑峰、何帆、郭凯、高善文、钟伟、管涛、张明、姚枝仲、张晓晶、王勇、徐朝阳、徐奇渊、徐建炜、李斌、伍戈、程炼、肖立晟、常健、乔虹、朱海斌、郑联盛、邹静娴、朱鹤这些优秀的朋友，感谢他们不惜花费宝贵时间与我讨论问题。有了他们，宏观经济研究才有了更多乐趣。感谢张佳佳和钟益，她们是非常出色的研究助理。感谢《比较》编辑室，他们的认可和细心编辑让这本书顺利出版。

　　[1] 政治文化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基于大量跨国社会调查提出了物质价值观和后物质价值观的概念，前者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后者强调自主、自我和生活质量。物质价值观在低收入水平时期较为流行，而后物质价值观则在高收入时期较为流行，价值观的形成更多受到小时候生活经历的影响，价值观的改变往往是在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人之间发生转换。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参见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