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2019年第16期

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裁

冯维江

    1989年后，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大范围、广领域、长时间的政治经济制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五项多方位制裁中国的行动，由此拉开了美国单独及联合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序幕。这次制裁让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美国、加拿大、欧共体12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参与了制裁。“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尽管形势严峻、外力强横，但中国并没有被吓住，更没有被压倒，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持定力、继续开放，外交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经济上用利益分化西方阵营，逐步打破了制裁，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确保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首先，中央对国际形势有准确的判断。中国政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有坚定的信心，立足“做好自己的事”这个基础来应对外部冲击。面对制裁，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他还在不同场合表示，“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战争我们并不怕”；“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其次，做好中国市场规模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持续低迷的情况，欧洲货币体系出现问题，日本更是出现股市暴跌和经济下滑交织的状况。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十一亿多人口巨大规模的单一市场对它们的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中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西方国家愿意与中国发展合作的积极信号。日本等国虽然也加入制裁中国的行列，但较早表现出松动迹象。1989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就表示，“日本不同意制裁中国”。与日本相似，德国在对华制裁上也比较谨慎。西班牙、意大利等对制裁中国的态度也相对比较消极。1990年开始，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积极变化。1990年1月和6月，时任国务委员邹家华和李铁映应邀访问日本，7月日本宣布正式恢复对华官方日元贷款。1990年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限制措施，恢复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对华正常关系。1991年，日本首相、英国首相和意大利总理先后访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逐渐正常化。

    再次，通过多种方式与其他国家积极建立外交关系。面对西方制裁，中国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前苏联地区转轨国家等，开展全方位积极主动的外交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积极拓展外交关系，同时也接待几十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友好访问。1990年与沙特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中国恢复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也全面发展，领导人频繁互访。从1991年到1992年，中国实现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决定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除积极主动开展政府外交活动外，中国还借助1990年在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契机，通过主场外交、公共外交，集中展示中国文化魅力、提升国际声望。通过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中国并没有因为西方的集体制裁而陷于孤立，而是获得了应对制裁的更大战略自由度。

    最后，应对美国“两面性”的对华政策，积极引导鼓励合作方向。在美国国内，一方面其国会积极敲打政府，敦促其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及私人部门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宣布制裁中国后不到一个月，就几次私下向中方传递口信，表示自己重视中美关系，对中国的制裁只是国会压力下的被迫之举。在国际上，美国一方面纠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另一方面在柬埔寨问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诱发海湾危机等问题上，又需要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的支持。在美方要求下，中美在柬埔寨问题会议等第三方场合，借商议其他问题讨论如何改善双边关系。1990年11月，美方邀请中国外长钱其琛正式访美，并在钱访美期间安排总统会见。此举打破了美国中止高层互访的制裁。1993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西雅图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会晤，标志着美国对华制裁政策基本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