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姚枝仲
2018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速与上一年持平，但是大多数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全球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低位，充分就业状况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促使各国通货膨胀率有所提高。同时，世界经济还表现出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和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等特征。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下行的可能性较大，金融市场可能进一步出现剧烈动荡，各主要国家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贸易战和逆全球化趋势还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3.5%。
世界经济总体形势
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约为3.7%、按市场汇率计算约为3.2%。增速与上一年持平。2017年世界GDP增长率从2016年的3.3%快速上升到了3.7%，提高幅度达0.4个百分点。2018年并没有持续这种GDP增长率快速提高的趋势。总体来看，世界经济表现出八个特征。
（一）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迹象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并没有持续2017年各国同步强劲回升的势头，除美国等少数经济体的增速继续上升之外，其他大部分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与2017年基本持平。其中，2018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为2.4%，比2017年上升0.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为4.7%，与2017年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量数据掩盖了大部分经济体增速回落的事实，且可能高估了2018年世界GDP实际增长率。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增速表现出上升趋势，欧元区和日本等其它经济体均出现增速回落现象。2018年美国GDP增长2.9%，比2017年提高0.7个百分点。欧元区GDP增长2.0%，比2017年下降0.4个百分点。日本GDP增长1.7%，比2017年下降0.6个百分点。英国和加拿大的GDP增长率比2017年分别下降0.3和0.9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2017年出现了经济增速普遍回升，但2018年明显分化。亚洲新兴经济体仍然保持了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2018年GDP增长6.5%。但除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其他主要亚洲新兴经济体均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速回落。印度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6.7%上升到2018年的7.3%，而中国GDP增长率从6.9%下降到6.6%左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五国的整体GDP增长率从5.4%下降到5.3%。新兴与发展中欧洲地区经济增速在2018年出现大幅度下降，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6.0%下降至2018年的3.8%。其中土耳其因受经济制裁和货币危机影响，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其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7.4%大幅下降至2018年的3.5%。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出现经济动荡，该地区整体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1.3%下降到2018年的1.2%。其中阿根廷从2.9%下降到-2.6%，委内瑞拉从-14.0%进一步下降至-18.0%。在拉美地区，巴西经济进一步好转，其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1.0%提高到2018年的1.4%。受石油价格回升影响，中东北非地区和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中东北非地区的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2.2%上升到2018年的2.4%；俄罗斯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1.5%轻微回升到2018年1.7%。但是伊朗重新受到美国制裁，经济形势再一次恶化，其GDP增长率从2017年的3.7%下降至2018年的-1.5%。
（二）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
尽管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速下行迹象，但是除少数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新兴市场国家之外，全球总体上处于失业率相对较低的时期。这种状况表明世界经济处于从繁荣顶峰刚刚出现回落迹象的阶段。
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2018年11月美国失业率为3.7%，相比2017年11月，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劳动市场的积极变化也体现在工资变化上。美国私营企业全部员工平均时新从2017年9月的26.51美元提高到了2018年9月的27.25美元，平均周薪从909.29美元提高到了937.40美元，涨幅分别为2.8%和3.1%。但是，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并没有随着失业率下降和工资上升而上升，2018年一直在62.7%至63%之间波动。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也处在持续改善过程之中，但改善速度趋缓。欧盟整体失业率已经从2017年9月的7.5%下降到了2018年9月的6.7%，欧元区失业率从2017年9月的8.5%下降到了2018年9月的8.1%。欧洲失业人数减少幅度和失业率下降速度有所减缓。从2016年9月到2017年9月，欧盟失业人数减少220.4万人，失业率下降0.9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人数减少了154.7万人，失业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欧盟失业人数仅减少179.3万人，失业率仅下降0.8个百分点，欧元区失业人数仅减少了130.9万人，失业率下降幅度也缩小至0.4个百分点。
日本属于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2018年9月，其季调后的失业率下降到了2.3%，再创本世纪以来最低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也有所改善，其失业率分别从2017年9月为5.6%和5.5%，下降至2018年9月下降至5.4%和5.0%。
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较大。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17年9月3.95%下降到了2018年9月的3.82%，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18年1月的5.0%下降至9月的4.9%。俄罗斯的失业率从2017年9月5.0%下降到了2018年9月的4.5%。阿根廷的失业率则从2017年6月的8.7%上升到了2018年6月的9.6%。南非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27%以上的水平。土耳其结束了失业率下降的趋势，从2018年4月9.6%的低点上升到2018年8月11.1%的水平。
（三）通货膨胀率稍有提升
美国季调后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6月1.6%的近期低点，逐月上升至2018年7月的2.9%，此后稍有回落，至2018年10月，CPI同比增长2.5%。美国季调后的核心CPI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其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6月的1.7%上升到了2018年7月的2.3%，此后回落至2018年10月的2.2%。美联储用于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从2017年7月的同比增长1.5%，上升到2018年7月的2.4%，此后也有所回调，至2018年9月，美国PCE价格指数和核心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均为2.0%。
欧洲总体物价水平稍有上升，但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引起，其核心通胀率相对稳定且略有下降。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2018年10月同比增长率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欧元区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2018年10月同比增长率也是2.2%，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但是扣除能源和季节性食品的核心HICP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趋势。欧盟核心HICP月度同比增长率曾在2017年8月达到1.4%，但此后14个月均在1.1%-1.3%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2%。欧元区核心HICP月度同比增长率曾在2017年8月达到1.2%，此后14个月均在0.9%-1.1%之间波动，2018年10月同比增长1.1%。
日本物价水平继续回升。日本CPI增长率从2016年-0.1%上升到了2017年的0.5%，2018年1月至9月，各月同比增长率均保持在0.5%以上。其中2018年2月曾达到1.5%，此后有所回调，并在1.0%左右波动。至2018年9月，其CPI同比增长率为1.2%，比上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
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有小幅上升，个别国家存在严重通胀。俄罗斯的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3.0%上升到了2018年9月的3.5%，巴西全国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1.6%上升到了2018年9月的4.0%，印度产业工人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2.9%上升到了2018年9月的5.6%，南非CPI同比增长率曾从2017年9月的4.9%下降到了2018年3月的3.7%，此后有所回升，2018年9月同比增长4.8%。中国的通胀率也稍有提高，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1.6%上升到了2018年9月的2.5%。新兴市场中也有个别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国家。阿根廷受货币大幅度贬值影响，其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24.2%大幅度提高了2018年9月的45.1%；土耳其也受到了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影响，其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9月的11.2%大幅度提高了2018年9月的25.2%。
（四）国际贸易增速放缓
2018年前三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3%、12.7%和8.4%。增速呈逐步下降趋势。排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世界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7%、3.1%和2.7%，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1、0.8和2.3个百分点。
分地区来看，亚洲地区国际贸易量增速回落幅度最大。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亚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7%和3.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3.6和2.9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货物出口量增长速度下降最为明显。欧洲整体国际贸易量的增速也有一定回落。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欧洲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均为2.8%，比上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0.2和0.3个百分点。欧盟由于内部贸易加速增长，其整体贸易量的增速稍有提升。201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欧盟内部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8%和3.0%，比上年同期增速均上升0.6个百分点，欧盟对区外的货物出口总量季调后同比增长率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0.4和0.6个百分点，欧盟整体出口量增长率分别提高0.2和0.1个百分点。中南美洲出口总额增速快速回落。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中南美洲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1%和8.0%，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9.5和3.1个百分点。中南美洲实际出口量在2018年二季度还出现了1.8%的负增长。
美国对外贸易形势相对较好。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美国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5%和7.1%，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1和2.8个百分点；出口额更是分别增长了8.0%和11.2%，比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5和5.4个百分点。
（五）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低迷
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1.43万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23%。FDI流入额下降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引起的。2017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额仅为7120亿美元，相比上年下降了37%。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稳定。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额约6707亿美元，相比上年增长了5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额占全球比重达到47%，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2017年流入美国的FDI下降到2750亿美元，比2016年下降40%，但美国仍然保持了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的地位。欧盟的FDI流入额为304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43%。其中英国的FDI流入额从2016年1960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17年106亿美元，从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变为了第22位。日本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从2016年吸引了114亿美元下降到了104亿美元。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FDI流入额从2016年的4753亿美元上升到了2017年4758亿美元。中国从1337亿美元上升到了1363亿美元，再次成为第二大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印度倒是从441亿美元略微下降到了399亿美元。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吸引的FDI流入额从2016年的1397亿美元上升到了2017年1513亿美元。非洲地区吸引的FDI流入额从2016年的532亿美元下降到了2016年418亿美元。
转型经济体整体的FDI流入额出现了较大下降，2017年吸引的FDI流入额为458亿美元，相比2016年下降了27%。其中俄罗斯的FDI流入额从372亿美元下降到了253亿美元。
发达经济体总体的FDI流出额也出现了下降，2017年FDI流出总额为1.0万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3%。其中欧盟约占全球FDI流出总额的43%，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435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3.8%。但是，日本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一定的增长。日本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增长10.5%，达到1604亿美元。美国仍然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额上升了21.7%，约为3423亿美元。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在2017年也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只有350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9%。受外部制约和国内管制的影响，中国在2017年大幅度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从2016年的1961亿美元下降至2017年的1246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36%，中国从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变为了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
2017年全球各经济体共出台了126项投资政策，其中93项涉及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措施的政策，18项施加了新的投资限制和监管的政策，另外15项为中性政策。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措施政策的占比为84%，比上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仍然显著低于21世纪初期90%以上的比例。限制性和监管政策占比有所上升，在2017年达到21%。另外，2017年至少有9笔外资并购交易在东道国政府的反对声中被迫终止，其中有5笔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全球投资政策中表现出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促进投资、而发达国家更倾向于限制投资的特点。
2017年期间国际投资协定（IIA）谈判进展有限。2017年全球共签订18个国际投资协定，其中有9个双边投资协定（BIT），9个其他协定。这是自1983年以来，达成国际投资协定最少的年份。同时，2017年至少有22个国际投资协定终止生效。这也使得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首次超过新达成的国际投资协定。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并没有继续上升，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也没有大幅度增长的迹象。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全球FDI流入额在2018年的增幅不会超过10%。考虑到2019年世界经济的下行趋势和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变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2019年国际直接投资额有可能再一次下降。
（六）全球债务水平继续上升
2018年全球政府债务仍处于较高水平。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GDP之比从2017年的104.5%轻微下降至2018的103.8%，政府净债务与GDP之比从2017年75.1%下降至2018年的74.4%。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8.7%上升到2018年的50.7%。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42.8%上升到2018年的44.1%。
美国政府总债务/GDP继续提升，2017年为105.2%，2018年约为106.1%。日本政府债务状况继续恶化，政府总债务/GDP从2017年的237.6%上升到了2018年的238.2%。欧元区政府总债务/GDP于2014年达到最高点91.7%，此后一直回落，2018年继续回落至84.4%。欧元区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有所回落，但仍有个别重债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在继续上升。希腊政府债务/GDP在2018年达到188.1%，比上年增加6.3个百分点。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债务状况没有明显好转。英国政府债务/GDP从2017年的87.5%轻微下降到2018年的87.4%，法国从2017年的96.8%到2018年的96.7%。欧元区仍然存在主权债务风险。
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国际警戒线且比例继续上升的有安哥拉（80.5%）、阿根廷（62.7%）、巴西（88.4%）、巴基斯坦（72.5%）和乌拉圭（68.1%）等。低收入国家政府总债务/GDP超过60%且继续上升的国家包括老挝（66.7%）、莫桑比克（112.9%）、苏丹（167.5%）和赞比亚（70.9%）等。这九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都是在快速上升，隐藏的债务风险比较大。
各国居民和企业债务也不断累积，导致全球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不断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计，从2016年至2017年，全球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34.4%上升到了244.5%，2018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到了246.1%。发达经济体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6年的264.4%上升到了2017年的276.0%，2018年第一季度又回升到了276.2%。新兴市场经济体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从2016年的183.3%上升到了2017年的193.8%，2018年一季度又上升到了198.2%。全球债务总水平的持续攀升，正在威胁全球经济稳定。
（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2018国际金融市场呈现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全球股市震荡，二是美元持续升值和其他货币不同程度的贬值。
截至2018年12月21日，以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公司编制的明晟指数（MSCI指数）来衡量，全球股指从年初以来下跌13.3%，其中新兴市场股市指数下跌17.4%，发达市场股市指数下跌12.8%。在23个新兴市场国家指数中，只有卡塔尔股指有明显上升，另有3个国家的股指有轻微上升，其余7个国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内，12个国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上。土耳其股指跌幅最大，达41.8%。在23个发达市场的国家指数中，只有以色列出现了明显的上涨。美国股指高位震荡，没有明显上涨，也没有明显回落。另外21个国家的股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跌。7个国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内，14个国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上。其中比利时股指跌幅最大，达19.4%。全球股票价格震荡与世界经济中隐含的风险有密切关联。
2018年美联储已经四次加息，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仍然维持负利率环境，美元明显升值。2018年11月相对于上年底，名义美元指数升值7.0%，实际美元指数升值6.5%。美元升值导致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相对于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从2018年年初到12月14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了5.8%，日元贬值了0.6%。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了更大幅度的贬值，其中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5.0%，巴西雷亚尔贬值15.0%，印度卢比贬值11.3%，南非兰特贬值13.9%，俄罗斯卢布贬值13.0%。另外，土耳其里拉和阿根廷比索分别贬值28.9%和50.8%。
（八）大宗商品价格冲高回落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9月出现了较大的涨幅。在此期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了19.9%。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由燃料价格上涨所引起。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全球燃料价格指数上涨了38.2%，燃料以外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反而下降了7.6%。其中食物类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2018年4月开始回落，至2018年9月，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9.1%；农业原料价格指数从2018年2月开始下降，至2018年9月，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0.5%；矿物与金属类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2018年3月开始下降了，至2018年9月，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7.9%。
原油价格于2018年10月初达到近期高点，此后有明显下降。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于2018年10月4日达到87.28美元/桶，迪拜原油现货价格曾于2018年10月3日达到83.13美元/桶，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现货价格10月3日76.41美元/桶，此后原油价格快速下降，至2018年12月21日，布伦特、迪拜和西德州原油现货价格分别下降至51.48美元/桶、52.72美元/桶和45.59美元/桶。
影响世界经济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
2018年世界经济中除美国等少数国家还在强劲增长之外，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均已经开始下行。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有可能再一次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率回升；如果美国经济近期内出现增速下行，则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因此，美国经济走势对2019年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经连续9个季度不断上升。2016年2季度的增长率为1.3%，至2018年3季度已达3.0% 。从采购经理指数（PMI）等景气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在短期内仍然非常强劲。但是，美国也已经出现繁荣到顶迹象。首先，美国失业率已经处于最低水平，劳动力已经被充分利用，工资已经开始上涨，且工资上涨幅度超过物价上涨幅度，企业盈利空间下降。其次，对美国经济状况高度敏感且具有一定先导性的私人投资实际增长率，从2018年1季度的6.2%下降到了2季度的4.6%。再有，美国股市泡沫破裂风险加大。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开始出现高位回落迹象。2018年9月，美国三大股指均创新高，但在10月初以来均同步连续下挫。一般来说，微调型的货币政策能够延长繁荣时间，防止经济出现快速过热和过热后的硬着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加息周期是3年，即连续加息3年后经济会出现回落。这一轮加息周期是从2015年12月开始的，到2018年12月就是3年。加息周期的结束将伴随着经济增长再一次明显下行。美联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的长期值应该为3.0%，离目前2. 5%的政策利率还有0.5个百分点的差距。再有1至2次加息就能达到长期值。可见，从加息节奏上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时间不会太远。
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美国经济增速在2019年会出现下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2018年的2.9%下降至2019年的2.5%；世界银行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2018年的2.7%下降至2019年的2.5%；经合组织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2.9%下降至2019年的2.8%。美联储也预计美国GDP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3.1%下降至2019年的2.5%。
（二）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程度
当前的世界经济面临三大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一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和货币危机，二是高债务国家出现债务违约风险甚至债务危机，三是美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或者进入衰退引起其资产价格暴跌并向其他国家传染。这三类危机可能以个案的方式发生，但也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引起连锁反应造成较大影响，甚至可能三类风险叠加造成大面积深度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冲击。
美联储加息缩表引起的资本回流和美元升值，已经使土耳其和阿根廷等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土耳其经济在2018年年初本来处于高速增长状态，1季度GDP同比增长7.3%。土耳其货币里拉从3月开始持续贬值，并在5月份和8月份出现两次大幅度贬值。货币大幅度贬值破坏了土耳其国内的经济秩序，其生产活跃程度大幅度下挫，2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回落至5.2%。同时，其物价水平迅速攀升。土耳其央行从6月开始采取大幅度加息的办法来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2018年6月1日，土耳其央行将隔夜借款利率从7.25%一次性提高到15%，6月8月再一次提高到16.25%，9月14日进一步提高到22.5%。过高的利率引起土耳其经济发生过度收缩。阿根廷也出现了货币危机引起经济严重收缩的情况，2018年2季度其GDP季度同比甚至出现4.2%的负增长。2018年土耳其和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和经济恶化并没有传染到其他国家。未来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的可能性很大，这将引起资本进一步回流美国和美元进一步升值，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加大。对于那些具有经常账户逆差的国家，在资本流入减少而资本流出增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引发类似国家同样发生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这种传染效应可能导致大面积的货币危机和经济衰退。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已经困扰世界经济多年，再一次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增大。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些重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政府债务激增，容易引发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和债务危机，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加息可能引起的全球利率水平上行，导致各国债务负担加重，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引起的偿债能力下降，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会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
美国股市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危机引爆点。美国股市从2009年以来持续牛市，股票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40万亿美元。美国金融危机以前股市最繁荣的2007年，其市值最高也没有超过19万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股市最繁荣的时候达到5000点左右，在2007年股市又一个繁荣顶点时仅达到2800点左右，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8000点。美国股市泡沫风险已经开始显现，2018年10月以来，美国三大股指均已明显下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下行产生的预期恶化，使美国股市未来仍将有较大下跌风险。如果美国股市价格暴跌并引发其他国家股价同步暴跌，则世界经济将再一次面临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
（三）应对下一轮衰退的政策空间
如果世界经济进入下一轮衰退，各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不如10年以前。这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方面都有体现。
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前的联邦基金利率是5.25%，从2007年9月开始，美联储在15个月的时间内将利率降至0.25%，其降息空间高达5个百分点。而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仅有2. 5%，即使再有一两次加息之后美国经济才开始下行，估计也只有3个百分点左右的降息空间。英格兰银行目前的政策利率仅有0.75%，降息空间不足1个百分点。而欧洲中央、日本央行目前还是实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出现经济衰退，则意味着这两个经济体还没有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又需要实行新一轮宽松政策。此时，欧洲中央和日本央行完全没有降息空间。
当然，在基准利率降息空间有限或者没有降息空间的情况下，各央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降低长期利率来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当前美国和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0%和0.1%左右，欧元区10年期公债收益率为0.4%左右，长期利率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也有限。另外，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再一次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膨胀，使央行成为政府或者重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提供者，从而扭曲金融资源的配置，降低金融体系在资金融通和金融中介方面的作用。欧洲已经明确规定欧央行持有的债券余额不能超过债券发行者债务余额的33%。量化宽松的空间也是受到限制的。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债务没有明显下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债务均比危机以前高。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从2007年的74.5%上升到了2018年的103.8%，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也从2007年35.5%上升到了2018年48.7%。各国财政扩张的能力受到高债务规模的制约，尤其是欧盟国家。欧盟国家普遍面临降低政府债务规模的压力，很难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日本似乎有点例外。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日本还在继续提高政府债务水平。日本政府的债务依然可持续性，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其政府债券的持有人主要是国内主体，因而不容易发生外债危机以及引发的货币危机，二是日本央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占日本政府债务余额的40%以上，这也导致日本央行资产总额已经超过日本GDP的100%。这种由央行直接向政府透支的融资方式是否可持续以及会带来什么后果，已经引起疑问。
另外，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当前的国际格局也不如10年以前那么有利。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宣称要实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国际政策协调不是其优先政策选项。危机催生的G20首脑会议机制，目前也难以发挥其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上的作用。如果下一轮衰退来了，各国政策缺乏协调和约束，则以邻为壑的政策很可能成为个别国家的选项，并逐渐蔓延到多个国家。
（四）全球贸易战的演变
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美国从2018年3月开始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7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9月进一步升级，未来还将继续升级；2019年年初还可能会发动汽车贸易战。美国受影响的进口商品价值将达到8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受贸易报复影响的出口商品价值将达到35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受影响的国际贸易还会更多。中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均已出现出口增速回落迹象。世贸组织已于2018年9月27日将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预期由4.4%调低至3.9%，同时也将2019年增速预期进一步调低至3.7%。
贸易战打破了世贸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
贸易战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新设定，也可能演变为金融冲突、政治与军事冲突等，如果是后者，世界经济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当然，美国也可能和中国达成停止贸易战的协议，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钢铝和汽车关税方面的协议，这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但是，不管中美之间，还是美国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达成终止增加关税的协议都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妥协，未来的演变充满了不确定性。
（五）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当前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美国单边主义贸易措施上，而且表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由于制度安排具有长期影响，因此其对全球化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美国在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该法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名义，赋予了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去阻止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以及美国对国外的技术出口。该法一方面扩大了受管制技术的范围，将新兴技术与基础技术纳入技术管制清单，另一方面要求相关投资者向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强制申报接受审查。这一制度将阻碍外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和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如果欧洲和日本模仿美国建立类似的技术管制和投资审查制度，企业的跨国投资和技术合作活动将受到较大的限制。
另一个重要的逆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是2018年9月30日达成的美墨加协议。美墨加协议包含不利于跨国配置价值链的规定。该协议用提高原产地标准的办法来限制生产外包和跨国组织生产活动。过高的原产地标准不利于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价值链。协议生效后，美墨加区域外企业将更难以在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组装进口中间品再出口到另外两个国家。如果高标准的原产地要求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将受到制约。美墨加协议中还出现了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规定。在一个自贸协定阻止协议方与第三方签订协议的条款也是不利于全球化的。这种排他性条款的蔓延将导致全球体系的分裂和世界经济的动荡。
2019年世界经济展望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2.1%，美国增长2.5%，欧元区增长1.9%，日本增长0.9%，其它发达经济体增长2.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4.7%，中国增长6.2%，印度增长7.4%，俄罗斯增长1.8%，巴西增长2.4%，南非增长1.4%。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增长率为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2018年持平。
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2018年基本一致。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比2018年持平；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0%，比2017年下降0.1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93%，上2018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2.9%。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战的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
另外，我们预计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比2018年略有下降，全年原油平均价格将处于60美元/桶以下。
（本文为 《世界经济黄皮书：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的总论，与书上的版本稍有不同。《世界经济黄皮书：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张宇燕主编； 孙杰、姚枝仲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