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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2017-03-17 17:58:00

原文刊发于上海《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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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去全球化

张宇燕

        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全球化的议论风向出现偏转。在不少人看来,曾经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不知不觉之中动力消退,然后止步不前,接下来徘徊倒退。支撑这一认知的近期例子有英国脱欧,高喊“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宣布退出TPP,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贸易战放眼望去阴云已依稀可见。无形之中,冷战后作为高频词汇之一的全球化开始被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代替。具有典型意义的去全球化风向标,首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近两年来的急剧增加。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半年前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2008年至2016年5月,仅美国就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36项歧视性措施(包括提高进口关税、扶持本地企业、制订反倾销条款和规定购买本国产品),居位各国之首。

        由IMF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去年12月发表了IMF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重置全球化》一文。作者指出,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5%猛增至21%,国际贸易从39%上升到59%,生活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口增长了25%以上,呈现出全球化行进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轨道上。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除了人口跨国流动仍在继续外,其他两项指标已黯然失色。2008年国际资本流动雪崩式下降至全球产出的4%,到2015年更降至2.6%。同期国际贸易的下滑幅度有限,仅从占全球GDP的60%这一高点降到58%。根据国际资本流动和贸易占全球产出比重这个指标,人们自然会得出人类开始进入去全球化进程这一结论,而跨国资本锐减更成为人们谈论去全球化宏大故事中的主角。

        对全球化颇多微词的人早已有之。2002年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久,斯蒂格利茨便有《全球化及其不满》问世,4年后又出版了《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他在两部书中集中火力,痛斥了由发达国家支配并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IMF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全球化,痛斥把所谓“华盛顿共识”作为普遍真理生搬硬套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历数如此这般后引发的种种恶果。财政自律、把公共开支转移到教育和卫生及基础设施上、税制改革、由市场决定利率、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管制、法律保障产权等,构成“华盛顿共识”核心内容。斯蒂格利茨并非全盘拒斥全球化,相反他承认放弃全球化既不可行也非人们所希望。难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实现方式。

        斯蒂格利茨上述观点引起的回声不绝。美国《外交政策》2016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辜负了美国》的署名文章。该文作者写道,所有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学习过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其中的精髓,贸易参与双方收获“得自贸易的收益”、整体所得大于所失这一命题被完美地证明。然而在证明过程中,因自由贸易而可能出现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则必须满足一定的再分配条件。“再分配”在此引出一系列规范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政府该不该向部分人索取并补贴给其他人?哪一部分人该交出最多以及谁该得到最多?应该由谁来决定人们的得与失以及得失些什么?在贸易带来的超额好处趋近于消耗殆尽时的今天,确保这些好处被广泛地分享变得比金融危机前更加重要。其实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就觉察到贸易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美国还依据1962年《贸易扩大法》推出了“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但因规模过小(目前年度预算不到7亿美元),该计划难以肩负起平息利益受损者不满的重任。

        任何观点均有其对立面。秉承“自由宪政”(libertarianism)理念的凯托研究所便一直以高扬自由贸易旗帜为己任。在题为《美中贸易鲜为人知的事实》报告中其研究人员指出,贸易导致的失业或利益再分配后果被严重夸大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从2010年的1720万降至2015年的1230万,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衰退及随后疲弱的复苏,而非大量的进口。把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归罪于货物进口的人还犯了一个错误,即把贸易的就业效应局限于货物贸易而将服务贸易排斥在视野之外。要知道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了32%(2014年美国仅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就高达280亿美元)。此外,被外国公司“赚走”的钱很大一部分又以金融投资方式回到美国,从而又促进了美国的就业。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对美国有些产业的就业岗位减少就曾做出如下评论:其中的90%源于技术创新。

        在此顺带提一句,中国在新兴经济体大国中的经济开放程度最高。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和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两个机构去年2016年11月发布的《2016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通过对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与数字化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及商业运营环境等指标的综合考察评估,中国在全球13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1位,远远领先于印度(第102位)、巴西(第110位)和俄罗斯(第111位)。数年来受到各国贸易保护措施损害的国家中,中国亦首当其冲。

        针对英美上了年纪的蓝领和乡村居民将其困苦遭遇归因于全球化,去年6月底美国《国家利益》刊登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取代不了全球主义》的署名文章。作者写道,全球化的影响因地区而异。大都市得益于全球化,在那里,有欣欣向荣的全球化服务经济,有为数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白领,有基本融入开放社会的移民,有对他人的包容和对不同文化习俗的接纳。在此,全球化获益者和失败者的需求如今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大政治经济精英群体间的博弈日趋白热化,社会向新平衡过渡或向原有平衡回归在所难免,全球贸易自由化、放松对金融市场管制、向移民开放边界的节奏将会放慢。然而接受全球主义步伐趋缓并对其做出某些修正,迥异于认同极端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对全球主义进行自我修正的责任已然落在了倡导全球主义的政治自由派精英身上。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半年前发表题为《G20应该为全球化确立新公约》的署名文章。在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紧密挂钩的同时,在承认许多人因为没有从资本、商品和人员自由流动中受益而怨声载道的前提下,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开全球化倒车对世界经济无异于灾难。为了遏制和扭转引发人们对全球化产生愤懑的劳动与资本收益率之间的严重失衡,作者对20位领导人提出建议:既可以考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可以考虑加强劳工方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能力,还可以考虑通过税收来鼓励企业分享利润并限制富人囤积现金和回购股票;政府要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重点应放在教育和医疗,以此来补偿全球化中的输家;坚决打击跨国公司逃税避税,以提升人们对全球化的支持;G20成员国应重提把经常项目失衡率限制在占GDP的4%这一理念,承诺严防竞争性贬值,从而不给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口实。

        全球化的支持者抑或反对者,对全球化成因与现实结果的复杂性都心知肚明。麦肯锡国际研究所2013年研究论文《金融全球化:退却还是重置?》,对金融全球化的四大内容,分别为股票、债券、FDI和银行贷款进行了梳理。数据显示,2007年占全球产出5.7%的跨境银行贷款到2015年陡降至-0.7%。而这在分析者看来非但谈不上去全球化,实乃世界经济趋于健康的标志。据此前面提到的马拉比和麦肯锡国际研究所的经济学家问了一个深刻问题:我们当真知道金融全球化的正常的或理想的水平?确实存在着客观的衡量标准?他们发现2002年至2004年跨境金融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时期,3年内平均国际资本流动额占全球GDP的9.9%,并认为这一比例大体可以作为参照系。据此,占21%全球GDP的跨国资本流动极不正常,可谓野心和轻信的有毒组合,但仅占2.6%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总之,就跨国金融而言,最近几年我们目睹了过度回调或矫枉过正而非去全球化,人类需要重置全球化。

        对比跨境金融,贸易给世人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贸易占全球产出比例微降仅仅展示了表面现象,表象背后的原因则更加重要。去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推出的《为什么贸易增长停止了?》研究报告指出,保护主义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有限。报告指出,仅大宗商品价格2015年大幅下滑就可以解释贸易增速减缓的20%。美元强势亦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所消费的服务越来越多,而服务大多在本地创造,属于非贸易品,这一趋势性因素终将拖累贸易占全球产出之比。更一般地讲,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的不断接近与重合,可以作为贸易增长停滞的有一个原因,尤其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大国时。随着制造业分工与贸易链的成熟而大量生产原来需要进口的零部件,中国以贸易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证明全球化成功的同时,却又降低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在此有必要纠正一个误导性说法,即自由贸易仅仅在美国精英层受到青睐,而广大民众则对其嗤之以鼻。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卡伦-亨德里克斯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保护主义------原因与后果,真相与杜撰》政策报告中所述,整体而言,美国居民对国际贸易态度积极。著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和皮尤长年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你认为外贸更多是通过增加美国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机会还是来自外国进口的对美国经济的一种威胁”问题时,在1992年至2004年间持“机会”说者多于持“威胁”说者;2004年至2011年间情况正好相反,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小于前一时期;2011年和2012年两者旗鼓相当;2012年之2016年间情况开始发生逆转,2013年以来,持“机会”说者与持“威胁”说者的差距一直在20个百分点以上。在回答“一般来说你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好或坏”问题时,2009年至2016年间的年度调查均显示多数人认为“好”,即使在两类人群规模差距比较小的2016年,“好坏”之差仍达到12个百分点(51%对39%)。由此作者总结说,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保护主义转向并非来自人们对贸易的态度发生巨变,实乃导因于美国选举制度的独特性和政府补偿性政策不到位之间的交互作用。

        10年前我和同事出版了《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一书。在书中我把全球化定义为各国各地区相互依存度的提升过程,它通过下述六个途径得以实现:贸易,跨国投资,技术进步及其扩散,市场一体化,对日益凸显的全球问题的治理,国际规则普遍适用性增强。六个方面中的前三项主要来自IMF经济学家在界定经济全球化时给出的指标,后三项为我们所拓展。麦肯锡国际研究所给出了另一套理解全球化的思路,并以跨境资本流动、共包括贸易、经济移民、数据共享作为刻画经济全球化的四大指标。尽管在对全球化认知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应该讲人们对全球化本质的理解总体上达成了共识:人类相互依存度提升的历史过程;对国际规则(或制度或体系)可以对全球化施加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各国政府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又往往受到国内各种利益群体的制约。

        作为对上述“共识”的一个拓展,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具有非中性,亦即在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同国家或不同群体的损益情况相去甚远。前文所引文献的作者反对也好支持也罢,他们无一例外地触及到全球化非中性问题。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全球化之路不可能永远平坦笔直、两旁长满鲜花。在全球化进入崎岖曲折路段的今天,我们尤其要深刻理解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可能派生的负面结果。这多少意味着,拒斥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主义未必能够有效地实现我们期待的发展,适当且理性的国家主义往往更适合作为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至于如何重启全球化,基本思路恰如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在上个月召开的年会上所说:“自由贸易仍然是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动力。当今领袖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既要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又要让贸易成为包容性增长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