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世界哲学》2021年第3期
儒家责任伦理与有效治理
田旭 王云萍
提 要：不断完善的问责制度虽然提升了现代治理的有效性，却始终无法根除避责难题。在儒家看来，尽管有必要对失职失责行为进行惩戒，但为政者“积极担责、乐意履责”的责任心才是一个政治-道德共同体得以有效运转的第一要义，更是解决避责问题的关键所在。儒家使我们注意到，有效治理需要兼容美德和规则。一个脱离责任心的治理体系，无论其制度设计多么严谨与精细，都未能穷尽有效治理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责任伦理；有效治理；儒家；角色；美德
马克思·韦伯对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的两分对现代政治和行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治理体系展现出一种基于规则的责任观，它依托民选机构和官僚体系构建了“委托-代理”链条，通过构建制度框架来监督和规范公权力的使用，以确保政策和治理的有效性。但在治理实践中，官员为应对制度性问责压力，往往会采取表面应付、相互推诿和选择性执行等手段消极避责，导致权威流失、创新缺乏和被动回应等治理困境，极大损害了治理的有效性。持续深化治理体系和制度改革是解决避责问题，提升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然而，若官员缺乏心甘情愿去积极履职的责任信念，则他们仍然可能想方设法规避责任，有效治理就将始终面临“问责制度越完善，避责手段越隐蔽”的“猫追耗子”困境。这提示我们，一旦政治共同体关于责任的制度设计脱离了滋养责任心的道德话语体系，那么避责将无法避免，治理有效性也将大打折扣，这是韦伯责任伦理深层困境的具体表现（自由裁量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与之相对，我国儒家传统对责任的讨论沉浸在政治-道德共同体的背景下，在强调积极承担治理责任的同时，并未忽视对失责的防备和惩戒。这些因素都指向儒家责任伦理中可能存在对解决避责问题有所启示的思想资源。基于此，本文尝试回到儒家经典文本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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