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问题内部研讨会召开

　　2022年1月6日，《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联合组织召开宏观问题内部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全球低通胀环境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何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促进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两个议题展开讨论。

　　图1：研讨会现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宇燕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本次研讨会设置的两个议题可谓恰逢其时。其一，全球的宏观形势，特别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估计美国2021年12月份的CPI仍将超过6%，欧盟大概也会延续通胀上行势头。面对这种局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转型如果时机和分寸把握失当，则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资本市场价格波动、债务违约增加、市场信心受挫等。通货膨胀到底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现象，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其二，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如何稳中有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开完，主调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里特别谈到许多问题，关键点之一就是本次研讨会的题目：“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促进中国经济稳中有进”。

　　上半场的讨论围绕“全球低通胀环境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议题展开，主持人为《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王碧珺副研究员。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通胀不会是短期现象，通胀中枢会上一个台阶。其立论基础在于：首先这轮通胀持续的时间会比预期得长；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干扰，造成了国际供应链的中断，新冠肺炎疫情后效应值得关注，比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劳动力市场短缺等；第三，通胀压力重现引发经济学理论、应对危机的经济政策等反思。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供应链危机需要考虑两方面：一是重新思考国际分工；二是垄断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可能会加深。任何一种政策都有多种可能性，预案比预测重要。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钟正生指出，展望2022年全球通胀应该会较2021年有所回落，但仍会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通胀是2021年全球经济最鲜明的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货币刺激和财政刺激力度空前等是需求端的通胀促成因素，而复苏失衡、能源转型危机、供应链瓶颈等意味着供给端出现了明显绊脚石，供需紧平衡下通胀中枢高企可以预期。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变过程中，需要思考：通胀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胀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全球通胀格局会否长期性改变？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通胀格局有可能面临重置：全球通胀中枢是否迈上新台阶，发达经济体“三低”（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格局会否联动扭转，可能仍需与时俱进地观察。本轮美联储紧缩周期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外溢作用有限，中国货币政策能够“以我为主”地支持国内稳增长，人民币资产价格具有较强韧性。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围绕“从滞胀到通胀”进行阐述。全球通胀中位数水平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回不到2019年水平，美联储对本轮通胀判断失误。这次经济周期的波动是公共卫生危机，影响的不仅是需求，还有供给，产出缺口模型因此失效。由于供给约束，未来两三年内通胀不会明显放缓，三个中长期力量是人口老龄化、产业链调整和碳中和。产业链安全方面，横向面临去中心化问题，纵向面临“卡脖子”问题。中美本轮货币投放的差异在于，中国主要靠信贷，美国一半靠财政。2022年的政策重点：中国稳增长，美国控通胀。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提醒关注通胀应注意区域分化。其实通胀更多是美国现象，还要从全球经济体的角度去关注各个国家之间通胀走势的不同，当前欧元区核心CPI在2%左右，日本仍然明显通缩。发达国家内部对于货币政策、通胀走势的判断，虽然大方向一致，但有很多细分分化。本轮与2008年的不同在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出台速度更快；家庭部门直接受益于刺激政策而大幅推高消费需求；供应端收缩；美联储新框架下对于短期通胀走高的容忍度上升。对于未来经济运行、通胀和政策调整而言，货币政策收紧的上限受到疫情后债务大幅飙升等制约，不能完全充分地被用来应对通胀压力。这意味着美联储加息的终点可能受限，而这可能会是新的内生变量，通胀在中长期可能会面临偏高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姚枝仲研究员指出，过去导致低通胀的长期因素有供给、需求、货币等，供给因素如全球化、商业模式、定价机制等的变化，不过解释力度还有待完善。萨默斯的“长期停滞”是从需求角度的解释。货币量的扩张没有产生需求回升，有观点认为是通胀预期稳定的原因，也有观点认为是扩张后的货币进入僵尸企业、垄断企业和金融市场等。现在，商业模式、定价机制、僵尸企业、垄断企业都没有变化，甚至依然在强化，金融市场对货币的吸收也没有变化。引致长期停滞的基础条件没有变，人口老龄化、不平等、生产率等问题没有发生变化。引起这一轮通胀的因素如新冠肺炎疫情、经济问题的政治化、绿色转型等会继续起作用，对物价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其强度，但有可能通过政策干预以及其他方式抵消这些因素的作用，从而导致通胀回落。

　　在圆桌讨论环节中，与会嘉宾针对共识与分歧进行了更多分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提出用M2预测通胀可能不太可靠，但并不否认更多货币、更多银行存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的确能刺激物价上涨。他认为有两个理由支撑2022年通胀将下行：制造业消费不可能持续偏离趋势值，总要均值回归；全球物价水平跟中国联系紧密，大的信贷收缩—需求不景气—中国可能成为拉低全球商品价格很重要的力量。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要关注通胀背后的机制，究竟是“货币数量”为主还是“产出缺口”为主，不同机制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应对会有所差别。比如，如果地震后发生“灾难性通胀”，货币政策该收紧还是宽松？另外，现在应该开始考虑货币政策的的规则和决策机制是否要发生改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李宏瑾指出货币决策机制值得反思，通胀目标制是共识，长期的利率总体偏低是危机重要的货币因素。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提及美国通胀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经济规律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下半场的讨论围绕“如何加强政策统筹协调，促进中国经济稳中有进”议题展开，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研究员。

　　黄益平分析了经济政策需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好的决策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自主相结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之下的经济增长的理论，放权加上地区之间的竞争。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变化非常明显，政策是一个重要因素。2021年出台了许多结构性政策，每一项政策单看都不错，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短期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中长期让部分投资者对政策前景感到困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阐释“建立政策协同的生成机制”。政策难以统筹的原因是进入了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阶段。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阶段与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健全的矛盾显现，体现为“三个转型不匹配”：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匹配，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匹配，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匹配。政策的实施方式带来了“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以工程化思维去实现多元政策、追求多元目标的行为反而可能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为政策留有更多余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从生态环境视角对宏观形势及其背后原因进行分析。现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尤其宏观经济分析，很少考虑生态环境问题。最近很多宏观经济分析专注“双碳”问题，原因主要不是在关心环境保护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认为“双碳”似乎影响了经济增长，需要在“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平衡。这种看法隐含的前提，是“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相互冲突。实际上，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不太成立。“双碳”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个背后，涉及到对经济增长问题以及宏观经济学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目前宏观经济“稳中有进”最重要的，是保持绿色转型的战略定力，在防范绿色转型风险的同时，抓住“双碳”带来的巨大机遇。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协调方面，需要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宏观经济的分析视野，从简单的GDP增长导向转到以人民福祉为中心。

　　张斌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速度还有差距。原因之一是严格疫情防控对经济的影响制约力度，服务类消费数据不容乐观；原因之二是政策过早退出；原因之三是缺少对冲政策，统筹协调有待加强。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压力尚在，消费、投资、进出口的数据难有显著改善。投资增长的乐观前景需要政策加大发力：降利率、财政保底。

　　在圆桌讨论中，李宏瑾就货币政策的市场利率水平进行了阐释，与会专家围绕货币政策、债务问题等展开了交流讨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主要关注长期经济增长和基本面，提醒不应忽视GDP增速的重要性，不能以高质量增长为由失去GDP增长重要的锚；运动式监管将长期影响企业家精神和投资信心。

图2：部分与会嘉宾合影

　　（根据会议内容形成的完整文章即将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

　　（《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崔秀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