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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洋治理的几点理论思考
2022-11-29 13:51:00
  对海洋治理的几点理论思考
  张宇燕
  谢谢吴士存院长。我非常高兴和荣幸应邀参加本次会议。我之所以说高兴和荣幸,是因为作为海洋经济研究的一个外行,我有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同时,今天会议涉及到海洋治理,而我对全球治理还多多少少有过一些思考,故愿意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今世界有四大赤字, 其中一个赤字是治理赤字。治理赤字主要是指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全球应对,海洋同样属于比较典型的全球问题。总体来说,与海洋经济密切相关的全球问题主要有几类:一是航运安全的问题。海洋运输、国际贸易与投资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其重要性不必多言。二是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三是海洋污染的问题,微塑料现在已经成为主要污染源。四是渔业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受管制的捕捞。五是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的权益与开发问题。这些问题和其他全球问题一样,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和紧迫性,我记得去年8月份美国的《生物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有1.4万名科学家签名的文章,大家共同关心的就是人类对地球的过度开发问题。在他们考察的31项“地球体征”中,有好几项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海洋治理赤字有关,其中就包括对海洋的过度开发。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占地球总面积71%的是海洋。保护海洋、合理利用海洋为人类提供的恩赐,本该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在,但如今却成为困扰人类的问题或迫使人类不得不应对的挑战。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个地步?
  为回答这类问题,经济学家们专门创立了一个学术分支,叫集体行动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说,尽管每个集体行动的参与者都能从合作中获得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必然发生。换句话说,共同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只是合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合作的充分条件。这里所说的条件,主要说的是合作成果谁都可以自动分享,同时合作是要付出成本的,比如让商船免遭海盗侵扰。这样一来,共同利益的开放性或非排他性客观上鼓励了每一个潜在集体成果享用者的“搭便车”动机,同时绝大多数人也不愿让其他人搭自己的便车。中国成语“好事多磨”揭示的就是这个逻辑。换个角度看,海洋问题出现或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产权界定上的困难。海洋如此之大,无论是水体中资源还是海底矿产资源都无比丰富,然而从某种意义讲它们却都是“无主之物”。此时开发利用海洋的成本仅限于相关的直接成本,收益则为投入者独享,而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由所有人分担。结果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鱼类不受限捕捞、海洋污染、海底资源滥采。所谓“公地悲剧”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海洋问题远未得到有效治理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少世界政府。在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即便是联合国也没有强制征税和诉诸暴力的权力。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应运而生。在这里,我把全球治理定义为:不存在世界政府条件下国家及国家行动体通过协商建立并执行具有自我约束力规则体系来解决全球问题的过程。这个定义中有两个关键点,其一是各国或非国家行动体协商建立;其二是自我约束的规则体系。为了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我们首先需要就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达成共识。在我看来,“公正”包含两个条件:条件之一是治理规则必须被所有参与方自愿接受,或称之为“自愿原则”;条件之二是对一方形成约束的治理规则必须同时约束所有其他方,或称之为“平等原则”。“合理”也有两个条件:条件之一是治理规则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或称之为“匹配原则”;条件之二是各方协商出来的治理规则必须能够解决问题,或称之为“效率原则”。正如前面各位发言人所述,人类为了处理海洋及其相关问题做出了一些努力,其中包括1959年签署的《南极条约》和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据此建立的联合国海洋法法院。当然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把海洋经济研究转化成海洋政治经济学或蓝色政治经济学。能源经济学或资源经济学都有自己不同于经济学其他分支的独特假定和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标识性很强的理论模型,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命题。海洋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最大的背景差异,在于缺少“政府”,准确地说是缺失一个世界政府,进而也就不存在标准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宏观经济学。相应地,海洋政治经济学的“微观主体”不是企业而是主权国家。在此,主权国家和企业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一则主权国家之上没有权威,除非它自愿接受,而企业不管是否愿意都要接受政府或国家的监管并承担纳税义务;二则国家间的合作与竞争的条件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因为国家不会被并购或退出地球,但企业可以;三则国家和企业的目标函数及组织运营方式有云泥之别。使海洋政治经济学独立成“章”的另一个条件或理由我前面已经提到了,那就是全球的宏观协调只能通过全球治理来实现,而全球治理则类似一种在自愿基础上各国达成自我约束规则的过程。或许更为根本的理由在于,国家间就海洋问题进行协商整体上属于政治过程。这也恰是我始终使用海洋政治经济学而非海洋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原因。当然,我在此所谈的仅是一些遐想。
  再一次感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参加本次会议,让我从中获益良多。谢谢大家。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张宇燕于11月27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2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论坛”上发表的发言。文字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