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遇刺事件折射出的日本要人安保和社会问题

　　倪月菊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为国会参议院选举造势演讲中遇刺中弹身亡，成为日本战后政治中最大的恶性事件。从凶手供述的作案动机看，这是一起因“邪教害人”而酿成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日本社会现存的一些问题。

　　一、安倍遇刺 暴露出日本地方安保问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安倍遇刺归咎于警方安保工作的不足，并敦促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和警察厅官员“去解决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研究其他国家的案例”。

　　的确，安倍遇刺事件暴露出了日本政要安保存在的诸多问题。

　　我们知道，日本政要（包括现任首相、议长、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等高官）的安全是由日本警视厅安全警察（Security Police简称SP）负责的。理论上讲，日本卸任首相并不在安全警察部门的保护名单之内。但由于安倍既是日本最长任期的前首相，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影响力很大，同时仍是众议院议员和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因此安倍卸任首相后，仍配备有专门的安全警察，尽管安保级别和警卫数量不如其在任之时。虽然日本官方一直没有透露一共有多少名特警负责安倍的安保，但特警保卫力度应该是比较好的。

　　安全警察也称特警队，队员是从东京警视厅所管辖的4万名警察中筛选出来的，属于警察中的精英分子。被誉为“日本第一女保镖”的石田萌美即是特警队的一员，曾为安倍担任保镖。除警视厅外，地方警察本部均有负责安保的部门。越到基层警局安保力量就越薄弱。通常而言，日本首相如果到基层，安全警察会提供近距离保护，其他后勤保障则由当地警察局的安保部门负责。

　　有分析认为，假如活动是在警力充沛的东京大都会地区，在安排更多特警保卫的情况下，安倍遇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因为是临时变更出行计划，而且是在外地，因此，安倍的安保主要由奈良当地的警员负责，很可能只有一名特警出勤。

　　安倍遇刺暴露出现场的地方警员缺乏对周围情况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从警员的分布看，安倍身后只有少数几名警员，暴露出很大一块空间。山上彻也在安倍身后三米左右的距离，向安倍连开两枪。持有危险品的嫌疑人接近安倍到如此近的距离，足见安保工作之松懈。从现场保镖的反应来看，刺客开第一枪后，保镖没能迅速扑倒安倍并用身体护住以阻挡后续攻击，这给刺客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打出第二枪，安全警员的专业水平更令人存疑。

　　安倍遇刺事件暴露出日本安保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日本国家的“安全神话”也随之破灭。因此，岸田首相呼吁动用举国之力，重新构建安全体制。在安倍遇刺后，日本便提升了对政治人物的安保等级。7月9日议会选举前的最后一个竞选活动日，岸田首相在山梨县举行演讲时，安保力量明显加强了，不仅约10米就配备一名警员，现场还设置了金属探测仪，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后，日本政府会以此事件为契机，加大安保体制的重建，进一步强化正在日益削弱的安全警察力量。

　　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 国民对社会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日本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刺杀事件屡见不鲜。日本历史上有六位首相死于刺杀事件。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在卸任首相职务八年后遇刺身亡；1921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原敬在东京车站遭右翼铁道工人刺杀身亡；1930年11月，有“狮子首相”之称的滨口幸雄遭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枪击，次年死亡；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时任首相犬养毅被海军部右翼激进军人暗杀身亡；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两名前首相斋藤实和高桥是清遇害身亡。安倍晋三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七位遇刺身亡的首相。

　　前几位首相的遇害均发生在日本社会极度动荡、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的时期。“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时期。虽然针对日本政客的暗杀事件仍时有发生，但频度较“二战”前明显下降。

　　此次安倍晋三遇害，则发生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时期。我们知道，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虽然出现过短暂地好转，但总体上处于“失去的三十年”中，表现为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社会阶层逐渐固化、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等。近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日元持续贬值，物价居高不下，更加重了国民的生活负担，使国民的不安和不满情绪不断集聚。因不能适应社会而爆发不满的犯罪不断发生。在日本十大最凶残的社会杀人事件中，除了发生在1938年的“津山三十人惨案”和1988年的“东京?埼玉连续幼女诱拐杀人事件”外，其余八件均发生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导致犯罪率不断上升，且犯罪正呈现美国化的趋势。日本正在与“世界最安全的国度”渐行渐远。

　　三、被“统一教”成功洗脑 日本女性信徒成邪教牺牲品

　　安倍被刺杀的直接诱因缘于犯罪嫌疑人山上彻也对“统一教”的刻骨仇恨。“统一教”原名“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1954年成立于韩国。在本土扎下根后，“统一教”的触手就伸向了全球各地。截至2012年其创始人文鲜明死去之时，在全球拥有超过300万信众，传教机构遍及194个国家和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邪教。

　　“统一教”日本分部成立于1959年，有60万名信徒。2012年，文鲜明去世的时候，有超过3.2万名日本信徒前去吊唁，捐了超过38亿日元的丧葬费。据统计，截至2021年，“统一教”已经从日本民众的身上卷走了至少1237亿日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个家庭曾向“统一教”捐赠20亿日元（约合9760万元人民币）。“统一教”在日本渗透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的女性信徒是“统一教”的最大受害者。“统一教”对女性信徒操控是通过在培训中不断“洗脑”实现的。据统计，在1993年10月到12月期间，就有5万名日本女性在韩国济州岛参加培训，每人培训费1万美元。在“洗脑”过程中，教徒先通过算命测字的方式，让日本女人意识到自己的命不好，而命不好是因为其祖先有罪造成的，因此必须“赎罪”。当日本女人开始在“洗脑”中愧疚后，教徒就会向她们兜售印章、罐子、人参浓缩液等所谓的转运物品，每一件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日元。当一个日本女人彻底被“统一教” “洗脑”，便会开始她的“赎罪婚典”。因为按照“统一教”的“教义”，这个世界上的男女，可以通过跨越国界的结合，诞下“没有原罪的孩子”。男女结婚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实现“更伟大的事业”。据统计，1988年，在“统一教”所指定的6600对婚姻中，有2639对都是日本女人嫁给韩国男人；在“统一教” “包办”的婚姻里，“韩国丈夫+日本妻子”的数量超过了三分之二。在出嫁之前，这些日本女人已经向“统一教”捐了至少几百万日元的经费，而为结婚，她们还要再交200万～400万韩元的结婚费。这些日本女信徒投入的日元，成了“统一教”实现全球布局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山上彻也的母亲就是因为痴迷“统一教”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她入会后，不仅卖尽了自家的不动产，捐出了超过1亿日元的“善款”，还多次飞赴韩国参加“集中培训”。就这样，一个原本相当富裕的日本家庭被败了个精光。她的父亲在与她断绝关系后郁郁而终。她的大儿子自杀身亡，小女儿选择离家出走，二儿子山上彻也则决定向“统一教”复仇，代表千万个被“统一教”所拆散和榨干的、原本幸福快乐的日本家庭扣下了扳机，而安倍晋三则因为与“统一教”关系密切成为山下报复行动的“牺牲品”。

　　（本文发表于《现代警察世界》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