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2022年2月下期

　　数字革命视域下网络空间治理路径探究

　　郎平

　　由于网络空间自身的技术缺陷、新技术发展产生的规则真空以及大国竞争失序等原因，网络空间的安全风险泛化叠加，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肆虐，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上升，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形势愈加严峻，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潜在风险上升。与此同时，国家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拉大，数字空间正在成为大国竞争和抢占国际话语权的新高地，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发展更不平衡，数字经济的红利未能有效惠及各国人民。面对网络空间发展治理的新形势新挑战新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共商共治，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缺失与日益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面临着严重的赤字：一边是数字时代的潜在发展机遇，一边是网络空间失序的巨大风险。在这个虚拟与现实属性交织的空间里，任何国家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自应对所有挑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平等开放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进各方在网络空间实现更紧密的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合作新格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目标，如《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所说：“就是要把网络空间建设成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顺应信息时代潮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契机，积极应对网络空间风险挑战，实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包含了两对关键词：第一对是发展和安全，强调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支柱，即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是如此，不可能只追求数字红利而不顾网络安全，如果外部安全环境得不到保障，数字经济的红利也不可能实现。第二对是责任和利益，强调了国家权利和国际义务的辩证统一。与其他领域不同，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空间，各国保障自身的权利与履行应有的义务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而一味地奉行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霸权主义只会加剧本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困境，从而最终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如何实现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第一，以实际行动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增进国家间互信，逐步树立起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从世界看中国，对我国倡导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好的诠释是行动，特别是能够体现全球各方共同利益的实践。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评选出的精品实践案例中，“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跨国工作组共同制定域名根服务器中文字符生成规则”等案例都突出了让数字技术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主旨，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核。这些成功案例揭示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一条重要路径，即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在尊重各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还有很多的全球性问题需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狭隘地去在意本国的相对收益得失，特别是在网络空间这个超越国家边界的虚拟空间。只有以实际行动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逐步增进各国各方的信任，才能逐步消解那些以牺牲他国利益、损害他国安全来追求本国利益所造成的国际安全困境，才能在应对风险、挑战或冲突时以合作的态度同舟共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第二，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以分类施策、灵活包容的方式来应对网络空间的安全风险和安全困境。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强调，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前所述，网络空间安全按照威胁的来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源于网络空间技术特性的无意安全威胁，即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造成的威胁；另一类是由于网络空间陷入安全困境而产生的有意安全威胁，即带有主观胁迫或侵害意图的威胁。其中，前者是全球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需要在全球层面加强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同和合作，走工程技术路线，建立可持续的安全应对机制；后者是国家之间相互施加的安全威胁，网络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加深了国家在网络空间的不安全感，促使国家不自觉地增加安全投入来趋近绝对安全，最终陷入安全困境。对于后者，应采用灵活包容的方式分类施策：对有明显敌意的国家力争管控冲突，通过沟通和对话增进互信，避免误判；对有潜在敌意的国家，则应通过加强网络安全领域合作，将潜在的敌意对抗逐步转化为制度合作乃至善意合作，最终建成网络空间安全共同体。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以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数字红利。近年来，数字技术快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帮助世界各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内生动力，开放和包容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缩小数字鸿沟，让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更多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理应得到各国各方的认同。但是，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即使是面对共同利益，国家之间也常常会因为利益分配和相对收益大小以及成本和责任等问题为合作设限，从而借机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了更好地构建网络空间的发展共同体，一方面，应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尽可能发挥各国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争取绝对收益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大国应在加快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弥合数字鸿沟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避免相对收益之争成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绊脚石。

　　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一是如何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事关国家新发展格局，科技和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网络空间治理战略意义凸显。同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网络空间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是美西方国家将意识形态与数字技术挂钩，试图在科技领域和网络空间构建去中国化的民主国家供应链产业链体系，这对在网络空间构建发展共同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张宇燕、冯维江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实现“大禹改进”，让来自其他行为体的有意安全威胁能力转变为防控共同的无意安全威胁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也是如此，基于不同国家对网络空间利益诉求的差异，我国应分类施策，对积极友好的国家在共赢的基础上扩大合作；对存有潜在敌意的国家做好沟通协调，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合作，力争将其转化为善意合作。

　　二是如何处理好维护国家主权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讲，网络主权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只有在首先明确和界定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国际合作，否则就会陷入主权边界不清、权责主体不明确的混乱状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是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各国各方共同参与、协同合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才能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而封闭自守只会导致各国在网络空间自行其是、以邻为壑，加剧各国的安全困境。但在实践中，如何统筹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或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前者如我国制定的内容审查制度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举措，但在国外看来是为互联互通设限；后者如数据资源，每个国家都希望既确保本国的数字主权，又能够通过跨境数据流动共享数字红利。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平衡国家权利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关系应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调整的过程，作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发起国，我国应根据形势的变化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保证必要的政策透明度和政策解释工作，以便更好地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是如何围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立并完善国家总体统筹协调机制。当下，网络空间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技术创新的加速仍然在不断扩展，特别是元宇宙概念的横空出世更是向世界展示了数字技术融合创新的广泛应用前景，这也意味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需要统筹协调国内更广泛的力量和资源。与其他领域相比，网络空间治理本就具有多主体、多领域、多维度的特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统筹政府各部门的力量和资源，还需要推动政府部门与产业界、学术界及其他民间机构的多向交流，特别是来自产业界的技术、资金、人才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推动。此外，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发力点众多，基本覆盖科技、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层次各领域，加强国家总体统筹协调，还有助于在顶层设计上实现各方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集中力量解决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在网络空间的快速发展变化中把握全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让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