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24期

　　推进中国—东盟更紧密命运共同体建设

　　卢国学

　　推动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双方共同努力的大方向。这不仅是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30年的合作实践中得出的历史性结论，也是由东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大趋势所决定的。目前，中国—东盟广泛的务实合作已经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相互依存”“协同发展”“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也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条件。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区域内共同面对的诸如亚洲金融危机、地震、海啸、飓风等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是促使山水相连的中国—东盟加深合作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当下正在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将成为推动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这一历史进程的强效“催化剂”。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必将在双方开启对话合作的30年后，迈上新的、更高的台阶。

　　一、推进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与条件

　　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东盟已经在各个领域成果颇丰。这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当属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大领域。据海关统计，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由1991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52.8亿美元，年均增长16.5%。其中，出口由44.5亿美元增长到3836.8亿美元，年均增长16.4%；进口由39.1亿美元增长到3016亿美元，年均增长16.5%。2021 年前11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已达5.11万亿元，同比增长20.6%， 其中对东盟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8.9%；自东盟进口2.3万亿元，增长22.8%。在贸易密切程度、贸易质量、贸易潜力、贸易活力、贸易环境等多个维度上都展现了双边贸易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

　　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目前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投资目的地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投资领域从制造、采矿、批发零售等行业逐步拓展到农业、电力、供水、电信、基础设施、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以及更加丰富的商贸服务领域。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及中新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马“两国双园”等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实施，中国企业在东盟内开展工程承包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接近3500亿美元，直接投资企业4000 余家，雇佣当地员工30余万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而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线路从2017年的“渝桂新”1条线路拓展为6个方向常态化开行，目前已成为西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通道，这将是RCEP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便捷的通道。

　　在人文交流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于2005年8月在曼谷签署了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订的首个文化合作文件，旨在推进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的文化交往和合作、共同研发和信息共享，规定各国应鼓励和支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培养文化领域的人力资源以及加强文化企业的合作。以此为标志，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另一大重点合作板块。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提出，拓展和加深双方的人文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人员往来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构建起以文化产业合作、教育交流与合作、青少年交流与国际旅游合作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交流机制，双方互访人次也屡创新高。

　　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交流合作的不断提升，使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为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变化，2019年8月20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附件1的附录B：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修订》，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式实施。在中国—东盟自贸协定新政策的刺激下，2020年双方不仅实现了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区域经贸关系，还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RCEP的成功签署，可以说是中国—东盟开启对话30年来双方交流与合作成果的肯定。它标志着双方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格局。而这一格局将促使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加强、日益紧密，不大容易“脱钩”，更不可能倒退，这是后疫情时代推进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条件。

　　二、推进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心理认知和价值判断

　　推进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众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实绩作支撑，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作为一项区域性的共同行动和国际举措，还需要中国—东盟双方在合作理念和认知上的协同，是决定双方合作“行稳致远”的所必需的理论要件。不可否认，推进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基于国际大环境、自身与共同利益以及国际道义与责任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合作双方有必要在思想观念上达成基本共识，对新型国际关系下的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等新型合作理念要有相同或相近的心理认知和价值判断。

　　上世纪90年代前，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经常被描述为排他的“零和”关系。因此，不同国家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冲突，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更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随着“冷战”的终结、科技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都出现了跨国流动，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状态也日益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公民同时也是地球公民”等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意识，成为塑造和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共识。但也正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安全威胁也出现了全球化的一些特征。特别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使国际社会对相互依存理念的认识更加深刻。它告诉人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的传导机制，可以迅速波及邻国甚至全球。面对这些危机， 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方可“共克时艰”，一种全新的安全观便由此诞生。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冷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特征，二者并行不悖。它不仅促使国际安全观念和权利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时也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进行反思。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高度交融，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自身利益、共同利益以及全球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即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对方的利益关切，在寻求区域利益的同时要考虑国际道义和全球责任等等。这种利益观不仅是开展任何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所处的后工业时代一切国际行为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人类进入工业化革命以后，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接踵而来的是因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污染、地震海啸、飓风，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各种非传统安全事件极端事故也频繁发生，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有些灾难对国家和国民的伤害甚至不亚于一场战争。这些事故引起了人们的深度思考，注重可持续发展、倡导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共识。

　　“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它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这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相较于过去的“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新型国际关系同时也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 把相互尊重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张公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

　　总之，以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基础，构建以公平正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本行为准则的新型国际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必将是后疫情时代我们推进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心理认知和价值判断。

　　三、如何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东盟双方不仅已经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也被看作是最具活力的合作伙伴和最富内涵的战略伙伴。很显然，在这样一个高起点上巩固和发展中国—东盟关系，就必须开拓视野明确方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加强内部团结，统筹各方发展规划，才能打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一，明确方向，坚定信心。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各国领导人相聚“云端”，共同回顾30 年来中国—东盟发展成就，总结历史经验，擘画未来蓝图。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在全面总结和肯定了过去30年中国—东盟成功合作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共建和平家园”“共建安宁家园”“共建繁荣家园”“共建美丽家园”“共建友好家园”的五点建议，并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东盟开启对话合作30年后双方关系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仅为后疫情时代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描绘了新的蓝图、确立了新的方向和目标，也为东亚地区的繁荣发展带来更多信心，也必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二，发挥区位优势，守望相助。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是搬不走的邻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上到国家整体对外政策，下到平民邻里相处，对“远亲不如近邻”这一与邻为善的处世哲学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与邻相处始终恪守的信条。正因如此，我们才率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在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在中国—东盟的双方关系发展中尊重各自发展路径，以真诚沟通增进理解和信任，以求同存异妥处分歧和问题。在对方域内发生地质灾害、飓风海啸、公共卫生事件等重大自然灾害时，中国都会及时地伸出援助之手并帮助灾后重建。因为我们知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同样的合作理念也体现在人为制造的恶意事件中。如在1997年，国际金融大鳄操纵国际热钱恶意袭击尚不健全的东南亚金融市场从中牟取暴利，一些国家为规避风险又纷纷调整本国汇率最终酿成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而此时，中国则把握其宏观经济政策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帮助东盟国家稳定金融秩序。中国—东盟地区向来就是自然灾害的高发区，在全球共同应对当前仍在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中，中国—东盟之间的抗疫合作再次彰显出区位新优势和守望相助的合作理念。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互不合作，甚至以邻为壑、危机转嫁，很可能进一步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活福祉就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第三，增强政治互信，实现战略对接。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东盟一直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双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一带一路” 建设合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果。此后，中国和东盟又陆续通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以及《落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21—2025）》等成果文件，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东盟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方一直把东盟视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加快对接，并与柬埔寨“四角战略”、菲律宾“大建特建”计划、泰国“泰国4.0”发展战略等具体国家发展战略充分结合。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泰铁路、越南河内轻轨等大批“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为双方20亿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政治互信、战略互信是中国—东盟合作的基石，也是双方扩大双边关系合作领域、做强做大合作成果的关键一步。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在东盟受到广泛欢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统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总体发展规划，实现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战略对接，这也是今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加强内部团结。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不仅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是全球贸易的传统线路，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区域。今天的“一带一路”与古代的丝绸之路相比，覆盖面更广，路线更长。因此，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更加错综复杂。“一带一路”是一个多边外交的大舞台，这里不仅涉及本地区的国家，也涉及在本地区具备影响力的国家，还包括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机构。而从地缘角度看，“一带一路”沿线正处于当今全球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引擎”，即欧盟地区和亚太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共同发展既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普遍诉求，也是驱动世界两大经济发展“引擎”持续运转的动力，而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一带一路”建设在呈现出巨大商机的同时，也成为引发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得到了东盟国家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自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一些域外国家就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拉拢域内一些国家企图阻止“ 一带一路”方案的实施，并相继推出了如“五眼联盟”“四国机制”“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OKUS）等各种带有冷战思维的集团架构， 并推出入“新基建”这样的“宏大计划”来破坏和瓦解中国与东盟之间业已存在的合作关系。对此，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需要有清醒的判断和认知。原因是类似的计划早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就已经存在多个版本，如1995年欧洲联盟委员会就提出的“欧洲—亚洲交通走廊”方案、1997年日本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1999年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等，但最终的结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倡议多行动少。其原因无非是作为域外国家，与自己的利益关联度小，在人力、物力、财力不支的情况下不得不被迫搁浅。

　　有鉴于此，中国和东盟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内部团结，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像过去30年一样，遵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包容互鉴的历史经验，在后疫情时代合力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如既往地在促进区域合作格局调整、引领新兴市场崛起、推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应对大国实力对比变化以及驱动全球治理变革方面提供区域方案、贡献东亚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