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丝路瞭望》2020年第1期

无关人权的“人权法案”

肖河

       在中美贸易争端尚未妥善解决、全球经济发展被一片不安笼罩之际，美国国会在刚刚就香港问题通过反华法案后不久，又再次就新疆问题挑动中国的神经，由众议院提出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法案》。这份法案的用心和以往诸多攻击中国治理努力并无多大差异，无非是是想将中国近年来在新疆采取的去极端化措施描绘为侵犯人权甚至是“种族清洗”，试图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和执政合法性。尽管在立意上不过“老调重弹”，但是今年的这一法案对中国和美国自身的潜在危害却诚可谓空前。

       美国非常清楚，过去数十年间，其以人权为由通过的形形色色的反华法案并未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的国际声誉产生多少影响。在美国不时的无端指责中，中国实现了自身的迅速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正如一句葡萄牙谚语所说：“大篷车经过，而一群狗在狂吠；你看看那些狗，但大篷车继续前行。”对于这一尴尬的记录，美国众议院的国会议员们想必也心知肚明。然而，在美国国内反华浪潮高涨的当下，民主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却没能从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反而试图在错误的方向上愈行愈远。他们认为，之所以各种反华提案没能发挥作用，不是因为其本身荒谬，而是手段还不够强硬，妄言要通过该法案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也好证明推动反华提案不再是“一阵徒然让人轻蔑的喧哗”。

       为了让反华法案拥有“尖牙利爪”，在美参议院9月份通过了涉疆反华法案的初稿后，美众议院又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来加以“强化”。最终出台的结果包含三项严重干预中国内政的内容：第一，要求白宫在120天内列出一份制裁名单，名单中应包括主持和参与了新疆去极端化治理的党员干部；第二，名单上的所有人将适用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没收一切在美资产、禁止进入美国；第三，禁止向中国出口用于新疆去极端化治理的产品和技术，例如用于监控和追踪的设备。为了显示自身的嚣张气焰，多名美国议员甚至要求必须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列入名单，颇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制裁中共高级干部而沾沾自喜。

       无疑，炮制出这样一份法案只会引发中国社会的更强烈愤怒，破坏中美两国在所有重要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信任基础。而之所以能够炮制出这样一份法案，也恰恰是因为美国国会和整个政治界已经沉迷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仇恨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有意或者无意地蒙蔽自己的双眼。为了炮制反华提案，各路议员和所谓的人权活动家、人权学者在国会进进出出，提供各种所谓“证据”，试图为自身干预中国内政寻找理由。这些所谓“证据”很多堪称耸人听闻。例如指责中国派驻党员干部在维族同胞家中住访是为了方便汉族男性干部强奸维族妇女，开办寄宿学校是为了将维族孩子与其父母分离，而鼓励跨民族结婚则是为了文化上的“种族清洗”。由于美国国会的大部分成员早已戴上了针对中国的有色眼镜，因此这些听上去就非常荒唐的指控最近几个月内一直在国会上大行其道。至于其中有多少真实性，由于所谓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已经不能深究。

       这份性质空前恶劣的反华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政界的“中国恐惧症”已经日趋严重。虽然美国国会议员口口声声表示，通过该法案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和贸易谈判毫无关系。但是从法案的新增要求来看，其目的无疑还包括要找借口制裁更多的更多中国企业，对中国施加更加严厉的出口限制。目前，美国参议院已经表示还要重新讨论这一遭到众议院大幅修改的法案，尤其是重点考虑其中规定的制裁措施的可行性。与就香港议题通过反华法案一样，美国国会是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既当原告又当法官”，靠着站不住脚的蹩脚证据，打压迅速和平发展的中国。显然，如果法案以现有形式通过，考虑到中国在新疆的去极端化措施涉及面之广，必定有大量的中国企业遭受美国制裁大棒的波及。这既能成为美国政府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其所造成的破坏本身也是美国反华政策的目标。至于这是否真的有利于新疆各民族的人权，是否有利于国际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美国可能也顾不上了。

       美国的做法不仅虚伪，而且短视，其对中国去极端化努力的污蔑和指责，最终只会纵容全球范围内的极端主义势力，势必引火烧身。当前，美国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国内已经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已经显现出国家凝聚力不强、民族融合趋于失败的危机，为极端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创造了不尽的温床。究其原因，其一就在于广泛流行于西方社会的静态的文化观和对少数族群的本质上是“猎奇主义”的价值态度。在这些观念的信徒看来，社会内部各个族群的文化应当是固定不变的，应该维持彼此之间的严格的文化边界，主张所谓的以族群为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这种不健康的文化多元主义实质就是反对民族融合，反对各族群通过正常的交流交往形成新的普遍的文化共同体。这种错误观念是与之为止的世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也不符合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经验和利益。任何一种宗教和文化中都有进步的部分，也有落后的部分，既有积极的部分，也有消极的部分，这是毋庸讳言的。在这些落后和消极的部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通过教育学习的方式予以精神支持、通过劳动培训的方式予以物质支持的做法不仅必要，而且合理。

       事实上，西方社会目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西方媒体批评、污蔑中国的治理政策的报道中，时常会发现本地读者对中国相关政策的支持和赞赏，但是这些声音都被选择性地忽视了。美国借助所谓《维吾尔人权法案》掀起反华浪潮虽然看上去“得计”、能够给中国的发展增添麻烦，但是本质上反倒耽误了自身对极端主义蔓延这一问题的反思和诊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免还要去诸多反华的极端主义势力“眉来眼去”、利益苟合，这正是“养虎为患”。基地组织和“911事件”殷鉴不远，美国应当清醒认识到在去极端化这一重大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绝非明智。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一法案即使最终原样通过，甚至是得到进一步“强化”，都不可能达到强迫中国放弃改变国内政策，放任极端主义在新疆蔓延的目的。应当认识到，在美国反华意识形态日益浓厚，对华政策日益极端的大背景下，这一法案的出台确实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在战术上，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妥善应对。但是与此同时，更要在战略上坚定立场，认识到在新疆乃至全国范围内去极端化的重要性，绝不吞下有损中国自身长治久安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