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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与中国对外援助实践
2019-07-11 08:56:00

原文发表在《文化软实力》2019年第2期。

  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与中国对外援助实践

  粟瑞雪 李燕

  习近平主张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应“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决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坚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公开透明地开展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对外援助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结合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援助能否做好,不仅影响受援国的利益,也与援助国的自身利益、国家形象、国际信誉密切相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多年间,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也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各地区、各国探讨国际援助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情况以及国际局势新变化,在对外援助上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要求,部署了一系列新举措,完善了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的新发展,也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理论指导。

  一、习近平对外援助的基本理念与主张

  中国的对外援助理论在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和系统化。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埃及宣布“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之后又在加纳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既考虑自身实力,也照顾受援国需求,并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世界科技发展变化进行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理念。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维护全球安全、实行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参加联合国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等会议活动时,从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基本态度、基本原则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对外援助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打造和谐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共同繁荣与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目标。

  1.大国担当共谋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根本目的

  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减少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他呼吁“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各国和各国人民应共享尊严、共享成果、共享安全保障。他还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时,作了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的演讲,指出,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始终是中国对外援助秉持的宗旨和目的。

  2.坚持正确义利观——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态度

  习近平指出,处理对外关系时应“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这里所说的正确义利观,就是在国际交往中讲求道义和公平正义,而不是只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交往,要坚持道义为先,重视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需求。其具体体现主要是在处理与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013年习近平访问非洲三国时,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对非洲、拉美、东盟地区国家的态度,强调恪守“正确义利观”,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非洲的新举措。在所签署的40多个合作文件中,包含了一批有利于非洲国计民生的大项目。这是对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之指责的有力驳斥。2014年11月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习近平指出,“当前,一些亚太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较多困难,没有他们的发展,亚太发展就不可持续。我们要加大对发展中成员的技术支持,发挥亚太经济体多样性突出的特点,优势互补,扩大联动效应,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中国始终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可见,中国的义利观,维护的是国际道义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对外交往中摒弃“丛林法则”,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3.不干涉他国内政,“授人以渔”——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持加强对受援国自身发展能力的培养,尊重各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支持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绝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权的手段。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习近平指出,中国将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中国也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东盟国家。中国还重视与非洲国家、拉美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与交往,加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互鉴,尊重不同道路选择。2016年1月,习近平访问中东三国时表示,中国将为中东地区推进工业化提供350亿美元贷款,并与阿联酋、卡塔尔设立2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进行能源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他还表示,“中国在中东不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国际社会应该尊重中东各国的意愿和作用”,中国“不干涉内政,只提供资金”。不搞势力范围,不谋求填补地区“真空”,表达了中国与凭借军事等力量对他国内政进行政治干预的某些大国和组织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在国际援助领域,提升援助的有效性一直是热点话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964年1月15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加纳访问期间,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专家待遇一律平等。其中之一是要“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原则,多次提出,中国将继续扩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坚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他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国际社会提供的大量援助,但不能对此产生依赖,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根本途径是靠自身努力。中国坚持把对外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注重实际效果,照顾对方利益,通过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着力促进双边友好关系和互利共赢。中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尽力为受援国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帮助受援国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本国资源,打好发展基础,推动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

  4.坚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公开透明地开展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

  2013年6月,习近平在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解决全球性难题和挑战,需要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携手努力。”“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有所作为。”2015年9月,在华盛顿州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这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在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谈时,习近平也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相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近年来,中国政府除通过传统双边渠道商定援助项目外,还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商。尽管中国自身人口众多,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被西方国家视为对外援助领域的“新兴援助国”,也没有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中国始终把坚持国际道义、担当国际责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对外援助的基本准则。正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得到联合国组织及其多数成员国的高度认可。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及具体行动

  中国对外援助主要有8种方式:资金援助、成套项目和一般物资援助、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其中,对外资金援助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资金在国家财政项目下支出,优惠贷款由中国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外提供。除紧急人道主义和特急特殊援助等少数情况外,中国政府一般不向受援方直接提供现汇。从援助对象地理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东欧等地区,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比重始终保持在中国总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二左右。在援助领域上,中国对外援助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帮助受援国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打牢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改善基础教育和医疗状况。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新领域。

  非洲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中国对非洲援助始于1956年,进入21世纪后,增长迅速,援助主要领域由无偿援助和贷款逐步向减贫、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等民生和能力建设方面倾斜,为非洲国家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做出了贡献,也给受援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2015年习近平在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时,发表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的致辞,指出,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同非方在未来3年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一是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鼓励中国企业赴非投资,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向非洲国家派遣专家顾问。二是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在非洲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派遣30批农业专家组赴非洲,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三是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同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加强互利合作,支持中国企业参与非洲铁路、公路、专线航空、港口、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非洲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国家建设5所交通大学。四是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方将同非洲国家扩大人民币结算和本币互换业务规模,鼓励中国金融机构赴非洲设立更多分支机构。五是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方支持非洲增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实施100个清洁能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和智慧型城市建设项目。六是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方将实施50个促进贸易援助项目,支持非洲改善内外贸易和投资软硬条件,愿同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商谈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等全面自由贸易协定,扩大非洲向中国出口产品规模。七是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方将在非洲实施200个“幸福生活工程”和以妇女儿童为主要受益者的减贫项目。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八是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方将参与非洲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支持中非医院开展示范合作,继续派遣医疗队员、开展“光明行”,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九是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方将为非洲援建5所文化中心,为非洲1万个村落实卫星电视收视项目,为非洲提供2000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和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每年组织200名非洲学者访华和500名非洲青年来华研修;每年培训1000名非洲新闻领域从业人员;支持开通更多中非直航航班,促进中非旅游合作。十是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中方将向非盟提供6000万美元无偿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和运作。中方将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习近平强调,为确保“十大合作计划”顺利实施,中方决定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设立首批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

  不只在非洲,在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也积极开展援助和合作。2013年6月,习近平访问加勒比国家时宣布,中国将加大对加勒比国家经济发展支持力度,今后3年建设一至两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加勒比地区派遣100名医疗队员,为加勒比地区培养100名在职研究生,提供1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习近平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致力于同加勒比国家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只要我们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累经验、开拓创新,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挖掘潜力,扩大友好合作,中国和加勒比国家就能够成为政治上互尊互信、经贸上互利互补、文化上互学互鉴的好伙伴,实现共同发展,共同为人类社会繁荣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根据中国自身国情确定对外援助的规模和方式,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主要原则。中国依据本国基本国力,对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注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结合受援国的实际需要。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应增强各国发展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应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宣布,中国要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中国也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中国郑重承诺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团结协作,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不断向前。此举再次表明了中国在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挑战问题上的决心和态度,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度与担当,赢得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三、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的主要特点

  习近平有关对外援助理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援助理念及实践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动以及中国国家实力、国际地位的变化,对中国对外援助活动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总结。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实事求是、立足中国国情开展对外援助。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自身财力十分紧张、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就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并逐步扩大援助范围。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综合国力提升明显,不过,按照人均水平来看,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还占较大比例。尽管如此,中国仍量力而行,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尽力开展对外援助,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丰富和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世纪90年代起,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建设工业园,加强了受援国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的对外援助,巩固并发展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也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领导人的对外援助思想,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宣布的一系列中国对外援助新举措,都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实现共赢。这说明,中国始终将对外援助视为在立足中国国情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为理论基础,是新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已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援助与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中说道:“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近年来,中国开始加强对外援助立法,建立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努力将中国对外援助长期实践中比较成熟的管理体制固定下来,这样一方面使对外援助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与国际对外援助法制进程间的对话与衔接,主动深入参与国际对外援助规则的制定,逐步推广中国对外援助经验,使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更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性。

  第二,立足国际关系总体格局看待中国对外援助。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情国力变化很大,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全球第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维护全球安全、实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援助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从内部看,国家实力上升,经济总量和产能提高,对外援助和开展对外合作的能力极大增强;从外部看,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也极大增强,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已明显反映出来。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中国已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也日益密切。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在不断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此情况下,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中国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对外援助工作中真正做到弘义融利。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2015年9月,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演讲中,习近平倡议,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共同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合作共赢;要增强各国发展能力,改善国家发展环境,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健全发展协调机制。

  第三,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合作与对外援助。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加强对外合作,实施了“走出去”战略、“自贸区”战略。2013年9月到10月,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该倡议的过程中,中国坚持在“开放包容、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的核心理念下与沿线国家交换意见,推动双边自主合作,共谋发展。同时,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其中包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草原之路”战略对接,与中越“两廊一圈”建设合作,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发展战略对接,与英国基础设施升级改造计划和“英格兰北部经济中心”对接,“中国制造2025”同“德国工业4.0”对接等。

  “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历来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国,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援助将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中国援外政策和资金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这样既可以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带动整个地区其他国家共建共享。二是重点行业。中国对外援助向“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行业倾斜,注重发挥对外援助在教育、民生等领域的影响,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更好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重点行业内的援助与合作,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三是重点项目。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打造重点建设项目的“金字招牌”。这种“金字招牌”项目不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以产生持续良好的国际影响和综合效益为主要目的。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实施,让世界见识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胸襟,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空间上的大视野、大开放、大整合的特征,是对传统空间经济学理论的重大拓展,也改变了传统狭义的国内区域发展观,对国内经济与区域经济转型产生积极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中国与东盟等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与新西兰、新加坡、智利等国的双边经济合作,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江流域次区域合作到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构想,以及推动一系列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等大手笔、大动作,可以说是习近平空间经济战略的全面展现,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多层次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空间张力”,也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合作有机结合起来,是推动中国对外援助及国际合作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对外援助工作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与创新。中国对外援助必须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注重总结经验,创新对外援助方式,及时调整改革管理机制,不断提高对外援助工作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构建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但也存在着战略谋划职能欠缺、独立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构建一套科学高效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求。在习近平“科学高效”援助治理观的指导下,中国从两个层面对援外体系进行了改革:在组织层面,打造独立化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其目的就是要打造科学高效的对外援助治理体系。为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统筹负责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标志着中国有了专门的对外援助管理机构,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不健全、独立化程度不高的问题。在制度层面,中国进一步完善了对外援助治理制度。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援助制度补充和完善的力度。例如,2014年12月,中国开始实施《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对援外项目的立项、执行、监督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制度化约束,推动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制度化水平。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孔子学院项目,近年来也加强了制度管理,规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申办和教学活动,保证其更有效地发挥文化交流作用。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意味着中国在对外援助工作中必须坚持“合作共赢”,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立足中国是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强调弘义融利,力所能及地处理相互关系,尽到中国的国际义务。因此,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是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的最根本特征。

  四、结论

  在中国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以及对外援助思想和理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习近平顺应时势,立足世情和国情,对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做了系统阐释和总结,指导中国对外援助工作做出重大调整:不再以物质帮助为主,而以技术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加强对外援助立法,增强其透明度,提高援助效率;定期发布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对援助原则、范围和形式等加以明确阐释,用法律文本标注,这是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外部延伸;对外援助以双边和多边援助形式为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起到保证作用;对外援助更注重实效,关注受援国民生和福祉的提升,在受援国建设工业园,带动其产业升级,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造福子孙后代;把对外援助与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结合起来。发挥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在对外援助中不对受援国提出附加政治条件,注重把安全利益和全球安全、全球经济治理等结合起来,保证援助更加均衡合理;重视文化交流,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加强人文与科技交流等。在这些思想理论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了起来,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深入地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朋友圈不断扩大。大数据分析显示,五年来,国外媒体和网民对“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倡议的顶层规划及重大里程碑事件均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2018年,有60多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帮助一些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开展道路、港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医疗救助,截至2018年7月,中国先后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和地区派遣过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2.6万人次,诊治患者2.8亿人次。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孔子学院建设。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球有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其中,在经济不发达的亚非拉地区就有300多所,约占孔子学院总数的60%。各地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这反过来又成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推进剂。

  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科学地反映了对外援助的一般规律。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对外援助的支出总是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受援国的经济发展状态保持动态平衡。对外援助既不能成为援助国的财政负担,也不能让受援国形成援助依赖。因此,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提高对外援助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是援助国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在实践中,习近平关于对外援助的重要论述解决了援外体系“碎片化”的问题,对解决其他现实问题也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政府于2018年春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改变了对外援助工作多头分管的局面,把各部门力量整合起来,健全管理和执行机制,使之更高效系统。同时,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将对外援助工作与“一带一路”建设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援助及经贸合作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正如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国际经济学学者盖里雄·伊基亚拉所说,习近平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倡导通过国与国、地区与地区间的合作实现共赢,造福人民,“这种理念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尤其是会得到非洲、亚洲等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近些年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得到了实惠。”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地缘政治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指出:“中国提倡建立的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模式,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就此意义来说,习近平对外援助理论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必将引领中国对外援助造福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粟瑞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史学博士;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学博士。原文发表在《文化软实力》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