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最新发展态势

　　郎平

　　2011年以来，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入了一个大国博弈的新阶段。从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到世界国际电信大会围绕修改国际电信规则的美欧与中俄两派的对立，再到斯诺登事件、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人、IANA移交、美俄选举的黑客门以及美国出台针对中国的《301调查报告》，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大舞台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间利益博弈，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整体态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发展态势不仅取决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同样受制于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国际格局的演变。

　　整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呈现出如下发展态势。

　　第一，网络空间是一个外延和内涵仍然在快速发展变化的空间。一方面这是因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正在向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更多的行业渗透。网络空间既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新事物的挑战和由于未知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例如IPV6、人工智能、推荐算法、人物画像。不久前我们还可以说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高度融合，那么现在，至少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网络空间会逐渐成为现实空间的一部分。

　　第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议题仍在不断延展，涉及多领域且复杂多样。它正在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跨领域的融合性，也就是说它往往会同时具有技术、经济、安全以及战略这样几种不同的属性，例如我国制定的《网络安全法》本是以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为目的的法规，但如今也可能成为中美经贸谈判桌上的议题；二是议题会出现向各领域的碎片化回归，也就是说各个领域都会存在因网络因素而带来的新变化和新问题。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治理的路径也必然需要传统空间和网络空间资源的有机融合，有可能会触发对现有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造进程。

　　第三，随着新的网络空间治理问题和需求不断出现，现有国际治理机制的局限性日渐突出，无法有效解决现有的以及可预见即将产生的新问题。议题的性质决定了治理的方式，议题范围的延展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现有治理平台的分散和碎片化。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议题同时涉及技术、经济和军事等多个维度，跨领域特性决定了治理的主体和组织结构应超越现有的部门职能分割，在更高层面上加强相关部门的协作和不同领域信息和知识的融合。治理机制和治理模式的选择都应当以实现有效治理为目标，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也将“化整为零”，成为全球治理中的“网络因素”存在于新旧各治理机制的议题单上。

　　第四，关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整体态势，无论我们将其描述成“广场与塔”还是“棋盘与网”，都可以看到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既会受到国际格局、大国关系的制约，也会有网络自身的演进逻辑存在。随着大国综合国力竞争和地缘政治争夺日趋激烈，网络空间将不再仅仅是大国博弈的一个领域，更是大国间博弈的重要手段。

　　以中美关系为例。作为一个领域，中美在治理的价值观、治理机制的选择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冲突，而美国政府关切的商业窃密事件也一度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之后暂告缓和。但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美国在商务部的《301调查报告》中重提网络窃密，在国防部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中再度指责中国“网络化的经济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系列事态显示出美国正在将网络安全与传统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赢得大国综合国力竞争（特别是科技和产业竞争）的重要战略手段。

　　第五，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正在引发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新一轮的调整，现有的国际秩序也面临着变革或者是重建，网络空间作为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场所和重要手段，会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而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等越来越多的问题上负有重要的责任。国际规则是构成国际秩序的核心，但不是国际秩序的全部。要形成有序的网络空间，它包括确立认识规则的价值观、制定规则的博弈以及有效实施规则三个阶段。目前在技术、社会、经济和安全不同层面，国际秩序的构建阶段并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动态的、包容的、开放的原则来推进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并且与现实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特别是近几年来进展十分有限。目前来看，技术层的规则制定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程序，政府的直接参与空间有限；社会公共政策层面，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较大，国际规则制定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大国博弈的焦点将会集中在科技、数字经济和军事安全层面，特别是有关全球技术标准制定（例如5G）、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政策、数字产品贸易和数据跨境流动以及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为准则的谈判，体现在谈判场所、议题设定以及规则谈判等方面。可以判断，当现实空间正在经历国际秩序的重塑，围绕网络空间规则制定和国际秩序建立的大国间博弈也会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