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年6月29日

中国善治与西方之乱：一个全球治理的视角

贾中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浪潮暗涌、保护主义盛行、民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存在，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并非坦途，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特别是近日，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一触即发，给国际贸易往来和全球经济增长蒙上厚厚的阴影。2018年6月15日，美国置中美双方三轮经贸磋商业已达成的共识于不顾，背信弃义地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高科技及工业商品加征25%的关税（自2018年7月6日起，对约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对约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征求公众意见）。为了维护自身合法合理权益，中国被迫对美国进行了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反制征税。6月18日，特朗普再次威胁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商务部亦做出回应，将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随即，国际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美欧亚股指纷纷下挫，黄金和原油期货价格也创近期新低。极限施压和战略讹诈是特朗普政府的惯用手段，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则是其惯常做法。看似前后矛盾信息的释放，既是特朗普个人行事风格使然，也是美国内部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当前，中美贸易有逐步升级且愈演愈烈之势，美国掀起的保护主义浪潮，不仅损害中美双方的利益，而且严重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美国正从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蜕变为国际规则的破坏者和践踏者，这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实际上，早在6月初于加拿大举行的G7峰会上，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就已使美国与其盟友在经贸问题上的分歧和裂痕暴露无遗。峰会前夕，特朗普政府宣布自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进口关税，由此引发其盟友强烈反应，G7峰会最终演变成“G6怼1”会议，加之会后美国代表拒绝在峰会联合公报上签字，致使G7成员国首次对联合公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本届峰会也成为G7自1975年创建以来“最分裂”、“功能失调最严重”的一届峰会。针对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加征关税的做法，6月14日欧盟成员国一致支持对美国28亿欧元的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至此，掩盖美欧经贸分歧的“遮羞布”被彻底撕了下来。

而与G7各国内讧和对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其乐融融，成果丰硕。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以下简称《青岛宣言》），明确“支持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巩固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还通过多份务实合作文件，涉及 “一带一路”合作、投资贸易便利化、反恐、粮食安全、海关协作等众多领域，在深化各国务实合作的同时，也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上合组织虽比G7年轻26岁，但却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劲合作动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践行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作为欧亚各国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立新型国际组织、开创区域合作新模式的一种尝试，对于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G7峰会与以中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上合峰会，西方之乱与中国善治不言自明。

第一，美国内政管理失序，外政飘忽善变，单边主义愈发“任性”。自特朗普入住白宫以来，权力争斗与人际嫌隙一直伴其左右，包括白宫在内的政府机构人事变动频繁，涉及国务卿、国土安全部部长、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总统高级别顾问、国家安全顾问、白宫首席战略师、白宫幕僚长、白宫办公厅主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白宫新闻发言人等众多要职，诸多驻外大使职位也存在空缺。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统计，特朗普上任仅一年，白宫人员流动率达到43%，高于前4任总统上任2年后的人员流动率。特朗普政府人事变动所涉职务之关键、换将频率之高、关系之复杂令观者眼花缭乱，暴露出其幕僚团队内部激烈的权力争斗引致的管理失序与政策混乱问题。除此之外，国会两党之间、共和党建制派与特朗普之间积怨已久，裂痕较深，彼此相互妥协回旋余地较小，严重影响特朗普作为总统的领导效率，并进一步加剧共和党内部派系、国会两党以及政府与国会间的协调难度。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特朗普政府内部管理的混乱，必然体现为对外政策的反复无常。美国白宫和政府机构的诸多要职几经易人，留任者多为具有浓重保守主义背景的幕僚，他们排斥多边主义，崇尚单边主义；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更趋强硬，甘为一己之私，出尔反尔地做出损人利己的决策。例如，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挑战美国实力、影响力和利益，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已发生根本性的质变。而在处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时，美国威逼利诱并举，在双方通过谈判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却又背信弃义地宣布加征关税，着实令人错愕。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这种严重损耗美国国家信用的做法，必会使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无怪乎，公共政策民调基金会（Public Policy Polling）在6月20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4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是近40年美国7任总统中最差的一位。

奉行“美国优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拥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色彩。面对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多边主义，它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以最大化地谋取自身利益。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从现行国际规则和国际架构中“退群”成瘾，例如，2017年1月23日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6月2日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17年10月13日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年5月8日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6月19日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等。此外，美国还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展开谈判、基本冻结与欧盟就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等。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逆全球化的做法令人应接不暇，瞠目结舌。

第二，欧洲深陷政治泥沼，民粹主义伺机而动。近期，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作为欧元区第三大和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相继发生政治动荡。在2018年3月意大利大选中胜出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与极右翼党派北方联盟，由于自身选票不足40%而无法单独组阁，不得已达成联合执政的协定，但二者的组阁努力屡屡受挫。历经两个多月的政治僵局，意大利终于在6月1日成功组阁，形成西欧首个“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府。而在同日，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却被弹劾下台，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第一位被罢免的首相，提出弹劾案的工人社会党主席桑切斯即刻成为西班牙新任首相。尽管如此，但由于意大利经济结构并未进行根本性调整，债务阴影如影相随，导致其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突出，新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可谓任重而道远。西班牙新任首相则缺乏执政经验，选民基础薄弱，且面临降低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等诸多难题，执政前景亦不容乐观，这都将加剧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政治危机笼罩下的欧元走势亦持续承压，创近6个月新低。此外，难民问题也成为撕裂欧洲的重要议题之一。因地理位置等因素，意大利、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等国更易被中东北非难民或非法移民借道登陆欧洲，因而其对难民问题的担忧更甚。难民问题持续发酵，极易被右翼民粹势力利用，制造出新的社会矛盾。难民问题和民粹主义相互交织和相互刺激，使解决难民问题的空间和环境更加受限。面对诸多棘手难题，虽然近日德国和法国就欧盟改革和难民问题达成一致，但最终效果仍有待观察。

第三，西方国家裂痕加深，矛盾与分歧恐难消除。西方发达国家因共同的价值观、相似的制度架构以及军事同盟等因素，在国际重大议题上极少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这种常规正在被打破。例如，在近期举行的G7峰会上，美国与其他6国在钢铁和铝产品征税方面分歧严重，且矛盾激化，美国对贸易伙伴高举征税大棒以及来自对方的反击和报复，给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一意孤行，执意退出《巴黎协定》，严重削弱了各国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付出的努力，对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治理模式产生重大消极影响，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在国际合作方面，美国接连退出伊核协议及联合国下属相关组织等，表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在区域合作方面，特朗普笃信双边谈判能给其带来更大的收益，为此美国退出TPP，重启NAFTA谈判，搁置TTIP谈判。在对欧防务方面，特朗普认为不应指望美国分担大部分的北约开支，其欧洲盟友应该分摊更多军费，承担更大的防御和安全责任。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加之其飘忽不定的处事风格，使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诸多国际议题上的裂痕越来越深，在短期内预计这些裂痕很难弥合。

在逆全球化暗涌、保护主义盛行的大背景下，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混乱与失序，中国的内外兼修与善治显得尤为弥足珍贵。

一是深化改革开放：助推全球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从最贫穷国家行列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跨越。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的进程中，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始终发挥着“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从2012-201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美国为10%、欧盟为8%、日本为2%，中国则高达34%，远超过美欧日的贡献之和。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仍在30%以上。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中国面临的问题也变得更加突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成为其未来必须面对的“硬仗”。而若要打赢这三大攻坚战，就需要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对内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对外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局面，惟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中高速高质量发展，并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二是参与全球治理：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秉持的全球治理观。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也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非推到重来，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新变化，更合理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既尽力而为，也量力而行。目前，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正惠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也收获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支持；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效率；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丝路基金等，以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积极参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G20等区域组织，以扩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未来，中国会继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治理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是达则兼济天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意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目前，这一中国理念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的相关文件，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同时，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也应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发挥引领作用，为世界各国树立实现国家善治的榜样。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国际合作模式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典范。它既是对新时代中国开放空间布局的统筹谋划，也是对中国与世界实现开放共赢路径的顶层设计。“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不仅使世界各国有更多机会共享中国提供的优质公共产品，而且是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全面开放，努力实现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随意践踏和破坏国际规则者，必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对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无理要求，中国应做出有理有力有节的回应，同时，也应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和现行国际规则，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