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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报告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19-09-26 10:30:00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研究系列(GGP)

Working Paper No. 201913

September 26, 2019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Global Governance Panel将持续追踪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定期收集整理全球治理研究领域权威成果推送分享

刘馨怿 彭博(执笔)

    专题序言 本期GGP学科动态重点关注“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概念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主要表现与重要意义。早期全球治理领域对于相互依赖的研究,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学者为代表,主要集中讨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对国家间互动与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度和广度的逐渐加深,相互依赖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在最新的研究中,相互依赖已经被定义为一种网络结构。在这个网络结构中,网络节点与网络权力等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等级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其中,有研究认为,国家对相互依赖进行武器化的界定和运用,能够塑造全球治理中新的权力结构。此外,从安全治理视角,有学者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展现了相互依赖在抑制国家间冲突升级中所发挥的作用。

    本文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对基欧汉以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三个议题为基石建立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与评价。基欧汉基于对现实主义的批判,试图回答除权力分配因素外,制度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的解读,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指出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同样是一种权力资源,即在相互依赖的非对称背景之下,谁更容易被国际体系制度规则的变化所影响。

    至80年代,基欧汉集中对“国际机制”进行界定与研究,其核心观点是,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之下,国际制度可降低交易成本,供给信息,在促进利益协调的同时增加承诺的可靠性,进而增进合作互利。到20世纪初,在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框架下,基欧汉与奈探索了信息革命对相互依赖与国家权力的影响,就信息革命对免费信息、商业信息和战略信息的影响进行讨论。在定义辨析“相互依赖”与“全球化”时,两人视“全球化”为相互依赖广度与深度加深的过程,并运用“全球主义”一词进行分析,认为其增强了“跨国参与”、“网络密度”与“制度转化率”。

    本文作者认为,基欧汉的理论虽然夹杂了多种成分,但是其价值取向与精神核心仍归为自由主义范围,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基欧汉的“复杂自由主义”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虽然偶尔遭遇理论立场更鲜明成熟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围攻,然而却更贴近全球化世界政治现状的复杂多样局面。同时本文也指出,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根本弱点在于将发达国家与跨国资本利益作为关注对象,而未解决制度霸权问题。

    本文作者基于马克·科里森兹的退出模型,构建了一个五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通过动态的视角探究经济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不同层级的冲突,并重点对全球化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抑制冲突升级的模式做出理论研究。本文的模型通过区分冲突起因与冲突升级,对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后果做出合理的解释,其结论为:伴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发生低级别冲突的概率将会增加,但是低级别冲突演变为战争的概率下降,概括而言,经济相互依赖有利于抑制冲突的升级。作者进一步分析了1949-2008年中美关系的案例,考虑到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以及结构性权力的制约,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美之间经济、政治关系的现实有力地佐证了本文的论点。

    本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其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其对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的制定具备参考价值。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更加密切,对外经济依赖度将会持续增长。本文核心模型的重点创新在于:1)从动态角度分析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发生变化时如何影响两个国家间的互动;2)分析并阐述在冲突升级中经济相互依赖的作用与内在机制。

    国际关系研究将网络认定为一种特定的组织模式,与市场或国家等级制度区分开来。本文认为网络分析使研究衡量网络结构成为可能。网络分析提供一整套工具,用来发现并衡量网络的机构性质,并将结构与结果联系起来。网络分析挑战了国际关系对于权力的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解网络权力的三种不同方式,即接触(access)、中介(brokerage)与退出(exit)。其中,两个问题对于国际关系来说尤为重要,一个是参与者通过增强和利用自己在网络中的位置来增强自己力量的能力,另一个是网络力量的互通流动性。

    本文认为网络分析主要基于三大原理:各节点(network positions)及其行为是相互依赖而不是独立的;节点间的纽带联系可同时作为物质性产品(如武器、金钱、疾病)和非物质性产品(如信息、理念或规范)的传播;节点间互联互通的持续模式创造出可以定义、激活或限制节点行为的结构。在网络分析中,网络可被定义为任何一组或多组节点间的纽带联系,因此,网络分析可被用于分析任何一种连接纽带,包括市场或等级制度的关系。

   本文的核心在于对三种网络权力的阐释。就接触权力而言,一国的中心性程度越高,其社会力量也就越强,相较于其他节点,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到资源与信息;就中介权力而言,当一个节点拥有其他边缘化或联系微弱的节点所不具有的纽带连结,那么该国的力量也会增强;就退出权力而言,此类力量强调网络与市场的相似性,如果一国的谈判力量是基于其作为中介或居于高度中心位置而具有的节点力量,那么退出权力会被那些处于网络边缘地带的、嵌入程度较浅的节点所利用。

    在有关全球化的文献中有一种共同的说法,即更高程度的经济交流导致权力关系的分散化与碎片化。然而本文认为,这类经济互动已经衍生出新的权力结构。如同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复合相互依赖也可能会产生持久的权力不对称性。从理论层面,本文展示了网络结构是怎样塑造权力关系的;从经验层面,本文进一步表明了分散的经济交换模式是怎样导致SWIFT与互联网等全球网络的集中化的。

    总体而言,本文作者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框架,论述新的网络结构会影响一国的权力与战略,分析全球经济网络对国家强制力的塑造作用。作者认为,在高度不对称的网络中,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第一,对网络的中心节点具管辖权;第二,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命令那些管理中心节点的公司,那么它就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利用“圆形监狱效应”与“瓶颈效应”来达到强制目的。作者通过SWIFT和互联网两个案例论证了网络理论预期的正确合理性。

    本文对国际事务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应意识到,那些可能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公司将被控制;而研究国际安全的学者应考虑,经济全球化如何通过全球网络创建国际结构,进而推动新型国家权力的产生。但本文也有三点局限:第一,并非所有市场都直接依赖于不对称网络;第二,并非所有部门都已国际化或严重依赖于交换网络;第三,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程度较低的国家将相对不太容易受“圆形监狱效应”的影响,而其是否容易受到“瓶颈效应”的影响则取决于其所能达到的自给自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