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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报告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19-08-12 14:48:00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治理研究系列(GGP)

Working Paper No. 201911

August 12, 2019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黄宇韬 冯国帆 李笑迎(执笔)

Global Governance Panel将持续追踪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定期收集整理全球治理研究领域权威成果推送分享

    从全球化1.0到全球化4.0,各阶段的发展特点不尽相同,大致对应了历次工业革命给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作者对西方近代的全球化相关理论和历次工业革命的进程进行了分析,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WTO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才开始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推动了全球化3.0并从中分红,实现了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导致全球范围内贫困大幅度减少,世界经济呈现明显的、可观测的趋同表现;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会产生恐慌情绪,而后成为全球化4.0的主要反对力量。

    在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中国之所以能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从而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是因为找到了可以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钱纳里条件”:能在前期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单独发挥作用,又能在之后促进其他条件的形成。然而,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对此作者认为,中国需意识到人口红利的消失只不过意味着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而坚持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完善自身发展所必要的“钱纳里条件”,能使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地发展。

    本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将全球化的历史与理论相结合,在全球化遭受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式微的严峻形势下,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国家间政治与经济的相关性不断深化,促使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迅速发展,成为研究当今国际问题的热门。本文详细介绍了IPE作为一门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跨领域学科,自创立至今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作者认为,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IPE研究范式的核心是现实主义理论下“单一、自治的”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为罗伯特·吉尔平的“国家权力分析法”;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深入与拓展,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自治的”假设受到质疑,IPE学者继而开始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作用,伴随着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热潮,IPE的研究范式转变为以利益和制度为核心,加强了对经济学工具、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分析工具的自觉运用。作者在结尾一并总结了IPE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中国学界发展历程,其成就包括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专项学科的建立和相关教材的引入等;同时,中国IPE学者也面临着如专业训练较为薄弱、对分析性工具掌握不足的挑战。

    本篇文章是国内较早一批对IPE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谱系做反思的介绍性综论。

    本文着重比较了“新”与“旧”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且讨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不足之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属于“次要因素”。直到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彼此忽视的案例》,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了定义。受美国社会科学主导规范的影响,大量的数据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了对OEP(open economy politics)模型框架的具体解释。

    本文的贡献在于,针对现实世界的变化,指出了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并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具体而言,世界经济政治面临的五个大改变: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前所未有地享受了经济增长的好处,但现有的理论可能已经不足以解释新的现象;中国在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中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现有理论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改变;金融市场与能源市场的波动情形更为严峻;跨国公司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化中扮演着更多的角色,这些有别于传统的政治经学者研究的对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全球之间的联系,但是研究者对于电子可以发展对于政治的影响的关注是不够的。本文最后指出,要对以上实际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利用批判性思维以及借鉴社会科学中不同的方法论,以探索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制定政策的权力会出现由国家政府到区域、跨国际组织的转移。如何去解释、预判这一权力转移的机制与方向,是研究全球化影响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同于受经济学支配的功能主义与基于效率优化的解释,本文提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政治模型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理论模型假设全球化具备再分配效应,因而将产生受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受益者会倾向维持有利于他们的制度或者调整治理结构以巩固利益,但受损者会试图将决策权转移到更容易受他们影响的制度结构之中。因此,权力能否转移以及如何转移的焦点是受益者与受损者对决策制度的博弈。在这一过程中,倾向(preferences)与制度(institutions)尤为重要。倾向是根据全球化的再分配效应去预测哪些行动者(actors)会成为利益受益者与受损者,这有助于研究人员捕捉一个案例中的关键单位;另一方面,制度是核心的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它会放大或者冲淡行动者的倾向性,并影响最终结果。

    该理论模型的贡献在于为分析全球化与权力转移提出了灵活的分析框架。该模型采纳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同时也更加强调制度对倾向性的影响。通过该理论模型,研究人员可以分析行动者倾向性的形成、他们对损失与收益的计算、以及相互博弈的能力,从而对在不同国家里所出现的差异化的权力转移现象进行解释。